马里亚纳玄燕鸥【连载一】秋日的守望：永不消逝的电磁波

秉骐

马里亚纳玄燕鸥【连载一】：秋日的守望

作者：永不消逝的电磁波

　　在卡洛姆待了两个星期，感觉自己眼睛的颜色都不一样了。蓝蓝的海水泛起白色的浪花，日落时的斜阳洒在岸边的山上，悬崖泛着金色的光芒。远处绿树遮盖不住红色的土地，就那样鲜明的晒在蓝天下。各种各样的鸟儿，堆砌着五颜六色的羽毛，一下子开会，一下子散会，不停顿的叽叽喳喳的唱着。森林深处不时传出声音，不知道是动物们在歌唱，还是当地马里王的后裔们在辛勤劳作，收获一天又一天的果实。到了晚上，星星仿佛是镶嵌在夜空中的宝石，透亮透亮的，闪着光，触手可得的样子。远远看去海上，大海跟天空的边界总是有一层薄雾，不知道在哪里相交。在这里，只要吃喝不愁，坐着发上一个月的呆，也绝不会感到枯燥。在这里，做一只蚂蚁都是悠闲的，太多美味等着消化，不用挖空心思每天觅食。在这里，恬静得似乎没有什么故事，但是活着，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书。

一、秋日的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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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境一般，所以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惦记着赶紧出来工作。那时候社会上的大学生还不多，还算是天之骄子。到了工厂才发现，像我们北方厂这样的大型军工企业，随便抓一把都是工程师或者技师。天之骄子的优越感还没有暴露出来，就已经烟消云散了。

　　进工厂第一件事就是教育学习，都没让我们这些新瓜蛋子进厂区，就集中在厂办后面那个小楼里面。说是小楼，其实也很热闹，工青妇离都在里面。每天来来往往的人也很多，尤其是热心的大妈们。刚刚毕业的学生，女生最抢手，往往连宿舍附近的小卖部都还不知道在哪儿，就被大妈们拉着去相亲了。

　　一个月的教育学习，主要是厂规厂纪，还有安全和保密教育。印象最深的，就是工厂的食堂比学校食堂好多了。饭菜质量自不必说，食堂还卖啤酒，这是我们在校园里面不敢想象的。

　　我们这一批入厂，一起接受教育学习的学员，有各地各种大学分配过来的本科生和大专生，也有工厂子弟学校出来的中专生和技校生。刚开始大家还是很拘谨，但是没几天就混熟了。厂区很大，我们几个外地过来的新毕业的大学生人生地不熟，却充满了好奇心，还没有厂牌，也进不去厂区。晚上就在一位子弟生的带领下，试着围着工厂厂区转了一圈。这点儿运动量，就已经累趴下几个了。

　　教育处的师傅说，工厂很大，最好先去买辆自行车，这样以后出来进去方便一些。后来也是那位子弟生说起，距离厂区20多里地的县城，有旧自行车卖，于是就趁着周末搭帮过去，给自己弄了一辆二六的凤凰。

　　教育学习结束，分配进入车间，然后就是领厂牌领工作服。工厂的车间分为军品和民品两部分，军品车间都在靠大山一边，是限制区，要额外的厂牌才能进入。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一般军品车间，其一半甚至一大半都在洞库里面。

　　我们车间也是军品车间，算是工厂的主力车间之一。工厂的车间都是用编号来区分，一零一车间、二零二车间、三零三车间啥的。我们车间主要负责生产核心部件和总装，配套设备由几个机加车间或者外协厂家来完成。

　　工厂有技术处，负责设计和技术服务，大部分项目，车间也会派人参与技术处的工作。也许，这样的沟通效率会比较高一些吧。工厂还有一个生产处，负责协调各车间的进度以及交货情况。比如说，如果我们车间需要的机加件如果没有按时交付，我们就要去那个机加车间催货。如果还是解决不了，那就由生产处来协调。生产处也负责各车间之间的业务考核，权利很大。

　　一起进入我们车间的一共三位，都是男生。为了照顾我们这些当年的“小鲜肉”，车间特意安排给每个人一位师傅，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尽快适应。

　　我的师傅姓马，搞检验的。那个时候他还不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我算是他带的第一个徒弟，但是他不让我叫他师傅，说是叫师傅显得老，让我叫他老马。不过，他却总在别人面前，说我是他徒弟，是他的名牌大学的徒弟。也不避讳我，说完还拍着我的肩膀笑，弄得我也不太好意思。

　　马师傅是厂二代，老家陕西人。他特别喜欢胡辣汤，甚至说他自己的专业就是胡辣汤大厨。刚刚进厂，可能水土还不服，不到两个月我就病倒了，重感冒，还发烧。于是一大早马师傅就带着他老婆孩子去我宿舍，带给我一大盆胡辣汤。真的是一大盆，我喝了整整一天，这一天都是一直在出汗。不过确实，出了大汗睡一觉，第二天感冒就好多了。

　　车间的满编还是颇具规模的，不过我刚刚入厂的那会儿，正是民品走旺军品疲软的时期。车间只剩下一半多一点儿的人，其余的早就申请调去民品那边。

　　其实单论基本工资，军品这边高一些，但是民品那边有奖金，所以总体来说要好一些。而且民品不用进洞库，军品经常泡洞库的，身上关节炎都比较严重。去了民品那边，多少还是能够缓解疼痛的。也有很多技术骨干不愿意去民品那边，毕竟录音机跟雷达不一样，很多人都说，手生了，想干回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军品订单也不多，这些人手也足够应付。没事的时候，大家就各自忙各自的：老一些的就凑在一块儿八卦，吹牛，或者溜出去忙活自己的事情；我们这些年轻的刚刚入厂的就喜欢找个清静的岗位聊天。闲着可以，就是不敢溜，怕点名。像马师傅他们这个年纪的，碰到没有订单的时候，可能也会溜出去。不过他们没有什么忙的，他们是找地方打牌，有的时候也赌两个钱。

　　马师傅是那种自己没有一官半职，平时也不多事儿，但是振臂一呼就群起响应的人物。一开始，我也不知道马师傅他们出去干嘛，他们的小团队，通常一个手势或者一个动作就是集结号了。

　　这种神秘感，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央求着马师傅也带我出去。但是马师傅听到这话，瞪着眼睛非常严肃的拒绝了我，让我以后都不要提这个事情。我算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他这儿碰钉子。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凶，也没敢多问。

　　迷迷糊糊的时间就飞快的过去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职业规划这种概念，但是对未来的憧憬总还是会有的。虽然对专业技能的生疏总是心有不甘，却感觉自己也适应了这样不紧不慢的生活。每个月发工资以后，我们一起入厂的同届师兄弟，总要聚会一次。就在工厂后山的草坡上，或者县城的小河畔，或者就找个小酒馆，一起喝点酒，聊聊天吹吹牛。刚入厂时候的雄心壮志，经过几次聚会的洗礼，也如同后山顶的太阳一样，慢慢就不知道哪儿去了。

　　上班，除了那点儿活儿，就喜欢听我们质检组的几个人插科打诨。多年以后还是感觉，这样的小组工作氛围非常好，同事之间彼此信任，沟通方便。也是小团队好带，若是带大团队，反而有压力了。

　　后来赶上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波黑战争又开始，咱们手里有了些订单，而且迅速的开始增多。车间的老老少少都紧张起来，车间领导开动员大会，说是这个到嘴里的鸭子，绝不能飞了。夜以继日也好，没日没夜也罢，反正就是要发挥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全力保订单。

　　那个时候还没有双休的概念，一周只是休息一天。但是刚开始，这每周一天的休息都给取消了，一个月轮着休息一天。再后来，就开始两班倒，然后车间领导也安排值班。一折腾，就觉得车间技术力量不足，于是张主任就是那个时候提拔起来了。

　　张主任是一个心细如发的领导，跟他干活儿，不卖力气肯定不行。车间里的几个年轻的技术人员，平时闲散惯了，被张主任归拢了几次，才逐渐进入状态。张主任在技术组的办公室放了一块黑板，标明了各个产品的进度，而且落实到人。这样，大家都有了明确的目标，也没有人开溜了，车间里面立刻热火朝天起来。

　　别看平时很多人懒懒散散，但是真的忙起来，战斗力还真的是惊人。就比如说马师傅，检验组一共就四个人，后来我被抽调去了技术组，就剩下三个。其中年纪大一点儿的，在总装检验的时候，不小心从架子上掉下来，小臂骨折、腰扭伤、脚踝扭伤，基本只能躺在床上。

　　这时候马师傅就只能硬撑，除了吃饭，就住在车间。刚刚入春，洞库里面很冷，那个小风很厉害，不知道用了什么法术，都可以找到任何间隙，往衣服里面钻。普通人睡一觉，都会觉得身上不舒服，但是马师傅就那样没日没夜，硬撑了一个月。后来车间从民品那边调回来一位同志，马师傅才有空回家睡一觉。

　　说真的，厂区跟生活区不远，骑车20分钟就到了。但是就为了能多干一会儿多做一点儿，马师傅他们就一直蹲守，宁肯浑身关节酸痛绝不后退，这就是我们厂的精神！

　　幸福来的突然，接受起来也需要过程。适应了节奏，慢慢一切就好了起来。我算是技术组的新人，但是有空的时候，还是喜欢跑回去质检组。有时候工作耽误了饭点儿，马师傅就请大家出去吃面条或者馅饼。估计加班的那点儿补贴，都献给几个饭馆子了。

　　人忙碌紧张的时候，总是要有自我放松调节的办法，否则一根筋，就容易出问题。车间当时的任务，除了我们以前生产的型号，还有两个新型号的生产。没错，都没有经过试制阶段，直接就上线生产了。因为，订单不等人，而且据说都是外汇现金订单。那时候对这些术语都是懵懵懂懂，只知道这个对工厂、对车间都很重要，所以也都卯足了力气拼命干。

　　这期间，我参与了其中的一个新型号的生产。批量出来，但是机加件还没有到。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机加车间那边，催着快点儿交货。结果整个工厂都在忙着订单，几个机加车间也都忙得脚踏后脑勺。另外，也许人家接电话的时候，听出来这边是个毛头小子，所以也没太客气。可是那个时候的我确实也是一根筋：你不交货，我们车间这边怎么弄？急得自己也是直冒汗，有点不知所措。

　　我们入厂教育学习那会儿，生产处的刘副处长曾经亲自给我们讲过课。刘处三十多岁的年纪，在当时工厂的处级干部里面算是很年轻的，又是在生产处这么重要的岗位，所以我们这些毕业生都很崇拜他。他也是很实在的人，没有架子，我们都叫他刘哥。

　　教育学习期满结束以后，我们见到他还是会跟他打招呼，他见了我们也是一如既往的热情。于是就自以为跟刘处关系很熟，也没问别人，直接就给生产处打电话，让刘处出面帮忙去催。

　　刘处倒是真的很直爽，打了电话过去机加车间那边的领导，顺便问了一下进度情况。那边一听是刘处的电话，肯定有些急了。

　　具体发生了什么都可以想象，反正快午饭的时候，机加车间的一个组长就跑到我们车间，要找打电话投诉他的那个人。我正巧去了质检组那边，于是这个组长就跑来质检组这边，涨红着脸，扯着嗓子，意思大概说，我的毛还没长齐，就学会背后告状，如何如何的，一副要生吃了我的样子。

　　我一听是在说我呢，一下子就站了起来。这时候马师傅本来是坐在对面那里看热闹，一看我站起来，立即就明白了。他马上走过来，把我摁到座位上，然后转过身，正对着门口那个组长。一看，认识，也没客气，就对着那个组长一字一句的说：郑大炮，你除了会放炮还会干什么？四十多了还打光棍自己就不知道琢磨琢磨为啥？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跑过来嚷嚷，丢人不？
　
　　那位郑大炮一看是马师傅，应该也是熟人，顿时脾气没了一半，就说：老马，我知道这事儿不是你干的，你把那个人叫出来，我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马师傅一听，笑了笑：郑大炮，怎么的，我这和颜悦色的劝不了你，非得找人出来骂你一顿不可？是你那边没完成任务，耽误我们车间的进度，我们的奖金都泡汤了，还没找你算账。怎么的，还要我们去给你们车间送个锦旗，说你没完成工作有功了？

　　郑大炮一听，也知道马师傅不是善茬，马师傅的话也没什么破绽。就嬉皮笑脸的跟马师傅扯了几句，马师傅也是会做人的，塞了两个自己带的馒头给郑大炮，把这个事情给弄过去了。本以为马师傅回头会说我两句，但是他却再也没提这件事。

　　产品没有经过试制过程直接进入生产阶段，就必须承担由改变带来的风险，无论跟定型产品相比改变有多么微小。我们的装备送到客户手里，已经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但是客户一开机，就发现了问题。

　　客户那边是联络处和技术处的同志过去的，二十几年前，条件跟现在不一样，没有相机更没有手机，就只能靠语言和文字描述。总之，就是目标矫正的时候总是有位移。

　　雷达这东西，最难的不是设计，也不是制造，最难的是验证。装备的价格，一半以上都是要吸收测试成本。测试越多，装备可靠性越高，但是价格也就越高。

　　这一次，技术组几个人都比较挠头，后来还是张主任，觉得可能是电容的问题。然后扔在我手上，交代了几句。我在那儿开心的不得了：老子毕业几年了，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于是没日没夜的弄，遇到心里没底的地方，也不好意思找张主任，也不会请教别人，就去找马师傅。可是马师傅是做检验的，对设计不在行，在旁边干着急，除了多端来几碗胡辣汤也帮不上什么。好在难题不难，用了整整三天想出来一个办法，只需要修改一下线路，就能够搞定。

　　在质检组这边测试了一下，觉得没问题，就去找张主任。张主任下来看了看，又提了几个小建议，修改了一下。然后上模拟机，测试了一下，也没问题。就商量着，给前线的同志们打了电话。

　　其实这个修改也不算太复杂，零部件也比较好找，大家都是技术出身，讲几下就明白了。前线的同志就自己动手，把线路修改一下，然后装机。再经过几天的测试和验证，基本解决了问题。前线的同志也放了心，客户也没再挑剔什么。

　　张主任对我很满意，大会小会的表扬了几次。于是我又找到了自己的希望，也开始有些飘飘然了。马师傅也非常高兴，觉得我给他长脸了，腰杆子似乎更直了。

　　整个那一年，工厂都在连轴转，但是过了这个时间，订单一下子又少了。技术处的师兄们带回来的信息，是现代战场已经不是传统的战场了，现代战场玩儿的不是人海战术，它讲求的是精准打击，也就是美帝经常提到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精准”是对武器装备新的要求，我们的雷达，反应速度、定位精度和侦测距离，都要提升一个或者几个数量级。对，没错，是数量级。

　　那时候有一位新华社的自身战地记者，大名鼎鼎的唐师曾，曾经给总参做过报告，介绍海湾战争和波黑战争的一些讯息。我们厂透过途径，拿到了一本录像带。技术处、各主要处室、各车间都看了，而且都是不止一次的看，大家都很震撼。

　　还记得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看到爱国者导弹的讯息，大家研究了很久，很长一段时间，厂区内外的食堂酒馆，到处都有人在谈论。所谓内行看门道，要达到爱国者雷达的探测能力，我们当时还是有差距的。

　　车间是生产单位，不同于技术处，它主要还是负责生产，设计能力还是有限的。所以大家谈论归谈论，并没有把精力放在如何实现技术突破的问题上。

　　但是我心里总还是有些痒痒，那个时候没结婚，也没有女朋友，晚上一个人没事，正好把精力放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那时候也没有网络，更不用提google和百度，好在厂里有个图书馆，为了方便厂里的有志青年报考夜大啥的，开放到晚上八点。于是每天吃完饭，就跑去泡图书馆。

　　但是图书馆里面的专业书籍深度不够，也有些陈旧，大体还是毛子体系的东西。当然，图书馆也有情报室，可以把想要查询的资料需求交给情报室，请她们去外边找文献。但是情报室的几位大妈，就惦记着介绍对象，况且我们需要的资料太尖端，还要翻译成中文，所以没个三五个月，想都不用想。于是，也打消了这个念头。就自己，边琢磨边动手。

　　记得当时做了几个简单的信号源放大仪器，但是需要做测试。测试场地在200多公里以外，总不能把测试线路直接拎出去，于是还要请车间的几位师傅帮忙做成测试装置。就在那个时候，跟老刘熟络起来。

　　老刘是行伍出身，半路出家学的钳工。只能悄悄的说，跟车间其他的钳工师傅比，老刘的手艺算是一般，但是他人很热情，军人骨子里面的韧劲从来没丢过。所以，也喜欢跟老刘在一起，平时就叫他刘叔，他也很开心。后来，老刘请我们几个去他家，才知道他老伴是东北人，做的饺子可好吃了。东北的饺子其实是不放马蹄的，但是刘婶做的酸菜水饺进行了本地化，放了马蹄，别是一番味道。

　　那时候厂子虽然生意兴隆，但是财务制度很严。出去测试虽然算是出差，但是还是要经过审批的，比较繁琐。

　　张主任亲自带队，我的产品是主力，还有技术组其他几位师兄弟的作品。我们几个，加上刘叔和另外一位电传系统的师傅，一路上去，火车跑了大半天就到了。测试也算顺利，虽然还谈不上数量级，但是比之前我们车间的产品还是提高了许多，至少找到了改进的方向。

　　几天下来，大家都很兴奋，一路谈了许多，热热闹闹的，只有张主任没太说话。小声问刘叔，刘叔说厂子订单少了，正好趁机做装备的升级设计，估计张主任心事太多，放不下了。

　　果然，回去以后没多久，张主任就宣布，车间成立几个攻关小组，对几个重点难点的问题进行攻关。其实当时也有不同声音，有些同志认为，刚刚忙了一年多，大家都像上紧了发条的一样。现在终于松口气，应该调整一下。但是张主任没同意，他希望大家趁热打铁，至少完成技术储备。

　　这种小的技术改造，需要一步一步的积累，需要技术人员年复一日的去不断研究和探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积累多了，才具备质变的条件。这需要技术人员耐得住寂寞，当然，也需要技术管理人员具有清晰的方向感和执着的精神。

　　张主任可能并没有意料到，几年以后，我军换装高峰到来。正是张主任当时的决定，使得我们车间，甚至我们工厂，有了足够的资本，展示出具有吸引力的技术和产品，最终拿到了更多的订单。再后来，甚至将民品部分迁往县城，厂区腾出足够的空间，快马加鞭来满足雷达相关产品的生产需求。当然，这是后话。

　　由于在几个小样品的设计生产过程中表现出色，我也获得了车间同志们的信任。有些项目，不太复杂的，张主任也大胆的交给我去完成。有了领导的信任，自然成了最好的动力，也是车间的生产任务没那么重，就忙着手里那点儿事儿。想累了，就跑去质检组那边找。

　

秉骐

　　其实这个时间，马师傅并不经常在，活儿不紧的时候，他又经常开溜了。这一天，突然发现马师傅脸上多了几道印子，眼睛也是红红的，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别人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别人就笑他，肯定是跟老婆吵架了。别人说说笑笑，马师傅也不搭茬。

　　我猜，这里面肯定有事。中午就跟着马师傅去了食堂，想顺便跟他聊聊天，开导开导。人就是这样，碰到烦心的事儿，有时候就想憋着。但是自己憋着容易憋坏的，旁边若是有个人倾诉一下，也许就好了。

　　马师傅是回民，中午吃饭去的是回族食堂。我们厂的回族食堂在几个大食堂边上，厅不大，虽然不像大食堂那样人山人海，但是平时也基本上都坐满了人。

　　说是回族食堂，其实工厂也有维族还有其他的，都在这儿吃。已经入冬，天色灰蒙蒙的，但是食堂里面都是冒着热气，看着就暖和。回族食堂的菜式不多，但是它做的馅饼是工厂食堂的一绝，我们也经常过来打馅饼吃。

　　其实回族食堂也没什么限制，人家师傅也不问你是什么民族，反正给饭票就行。后来熟悉了，人家过开斋节的时候，我们也跑过来蹭饭。有好吃的，又不用随份子，谁不愿意去呢。

　　马师傅点了馅饼，都摞在一个大盘子里面，然后带着我走到靠窗子角落的一张台。那里已经坐了两位，马师傅请年轻一点儿的那位去其他台，说是要谈点儿事儿。那位也很配合，端起盛着面条的大碗就去了旁边。

　　留下的那位岁数大一点儿的，看上去跟普通人不太一样，中等身材，衣服有些旧却很整洁。有些年纪，没有秃顶，但是头发雪白雪白的，两条浓浓的眉毛黑中透亮，显得两只眼睛更加炯炯有神，一派仙风道骨的神采。他笑着看了马师傅一眼，也没说什么客套话。

　　马师傅倒是很恭敬，先打了个招呼说是请安，然后向老人家介绍了我。这一次倒是没说是他的徒弟，只说是大学毕业两三年，工作做的不错。我那个时候也算毕业不久，身上的书生气还没完全褪去，不大会招呼人，只是傻呵呵的坐在旁边听。

　　马师傅一直忙活着说话，我却有些饿了，加上那一摞馅饼不断散发出来的香味，就迫不及待的夹了一个到自己的饭缸里面，自顾自的吃了起来。马师傅介绍了很多我们车间的技术攻关情况，这让我觉得很奇怪。其实就算大家是一个工厂的同志，不同车间之间都很少谈论自己车间的情况，这也是保密的要求。

　　接着马师傅又着重添油加醋的讲了我在这些技术攻关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说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就惭愧的低着头继续吃。仙风道骨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一直低着头一边吃饭一边喝茶，旁边只听见马师傅的声音。

　　后来估计马师傅说了半天也累了，也就吃起馅饼来。大家都安静的时候，总觉得有些尴尬，我就想改善一下气氛，却也不知道哪儿来的想法，顺嘴就说：老马，你今天一天都没说话，怎么现在把话匣子打开了？

　　马师傅借着我的话，就继续说了起来。他说他自己没什么能耐，也教不了我什么。但是觉得我是个好苗子，不能耽误了，所以，让我拜这位仙风道骨做师傅。

　　我听了这话，心里多少有些别扭。暗自想：马师傅您看，您就是我师傅，为什么让我拜别人呢？那位仙风道骨听了，倒是抬起头又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过头微笑着对马师傅说：我从来没收过徒弟，也不会带徒弟，你小马都怕耽误人家，我就不怕呀。仙风道骨说话的时候，语调很低沉，语速也慢，声音不大，但是听得很清楚，油然而生的一种肃穆和敬重。

　　马师傅一听，微笑着说：我这也是为了工厂考虑，您手里那点儿好玩意儿，如果没个人接着，您就不担心吗？仙风道骨听到这儿，也没说话，低下头把他自己碗里的饭都吃了。然后抬起头，说他下午还忙，让我明天去27号车间找他，就在五号库那儿。找不到地儿就问马师傅。

　　说完，仙风道骨就起身走了。留下我一脸茫然，回头看看马师傅，他倒是笑嘻嘻的继续吃着馅饼，然后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让我有空要请他吃饭。

　　其实平时跟马师傅吃饭，绝大多数都是在马师傅家里。工厂附近也有两家清真馆子，都是厂家属开的。就算在外边吃，马师傅从来不让我掏一分钱。今天主动让我请客，估计是他觉得这是个大好事。

　　但是我还云山雾罩着，不知就里。下午回去，捉摸着这事儿有点儿意思，而且第二天上午还要去27号车间，这事儿怎么样也要跟张主任打个招呼。

　　恰好张主任下午一上班就过来技术组，我就拉着他到一边，把中午的事情跟张主任大概讲了一下。张主任一听，一拍大腿，让我必须请客。我一听，更懵了，我那个时候一个月两百多块钱的工资，还没娶媳妇，这么一会儿就欠两顿了！

　　后来张主任详细的给我讲了一下我才明白，自己碰到的真的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如果没有我师傅，我自己现在还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没有我师傅，我们厂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没有我师傅，咱们的SAR现在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恕多少个罪，我也不敢提我师傅的大名。

　　他老人家的姓是不常见的姓，倒是跟明朝著名的那个辞官的大官一样。虽然当时才四十多岁，但是人家都尊称他“海爷”。海爷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北邮的高材生。本来毕业就进入部委的，因为出身不好，给纠了出来，下放到距离我们工厂一百多里地的一个农场。

　　说是出身不好，其实也挺冤的。海爷的亲爷爷，曾经在前朝政府任职，是西北的一个军官。外蒙独立那会儿，老毛子也在内蒙和新疆搅合，闹**。海爷的爷爷带兵平叛，后来被白俄细作发现了营盘位置，整个儿一个团被伏击，没剩下几个，海爷的爷爷也殉职了。

　　这事儿发生的时候咱们党还没有成立，而且海爷的爷爷也是为了保家卫国。但是就是这个前朝官员的原因，文革不知道被谁给挖出来，海爷本来品学兼优，结果刚刚去部里报到，就给下放了。

　　按理说，天之骄子，又去做京官，前景一片光明。结果一夜之间给划成黑五类，啥都没有了，还给下放到鸟不拉屎的地方。这样的打击一般人承受不了，都会有些情绪。

　　海爷倒是没有颓废，就仗着自己学过通信，也懂电器，就在那个穷乡僻壤边改造边做电工。海爷被下放的第二年，就赶上东方红上天，海爷居然用很简陋的材料，鼓捣出来一个装置，收到了东方红一号的声音信号。当时整个农场都沸腾了，海爷也第一次小有名气。

　　海爷下放的农场旁边就是一个监狱农场，也有犯人不是一般的，就了解了海爷的事情。再往后，周围十里八村的电气方面的问题，甚至包括发电报和放电影，也都找海爷，海爷也是乐此不疲。他干活很细致，也很执着，动手能力又强，所有人都很喜欢他。

　　虽然是下放改造，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但是海爷也没有怨天尤人，他抓紧一切机会看书学习。帮其他公社搞修理，他不要工分，只是要借人家书看。他又很爱惜书，从来不会有损折，人家也都原意借给他。

　　就这样，那个年代虽然吃的不好，但是总能有口饭吃，说起来海爷也算熬过来了。后来海爷曾经跟我说，能活着就算是幸运，就是要珍惜。

　　落实政策以后，海爷因为当初下放的时候恰逢刚刚毕业，又没有正式被部里接收，所以就没有单位落实。好在农场也有我们厂的“牛棚”，几位领导都知道海爷，就把他“捡”到我们厂。海爷也很开心，我们这儿毕竟算是旱涝保收的军工企业，在那个年代是要受到老百姓仰视的。从农场直接跳进来，在当时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海爷到厂不久，就在我们厂找了一位同是回族的姑娘结了婚。其实那个时候海爷都三十了，师娘还比海爷大四岁，时代背景，没办法，能找个人结婚就不错了。海爷很知足，师娘对他也很好，两个人非常恩爱。

　　于是海爷就把更多的经历，投入到工作当中。海爷本来是通信专业出身的，跟雷达也有关联，加上他爱学习爱钻研的劲头，群众关系又好，没两年，就升做了车间主任。没错，就是我们车间的车间主任，也是当时整个工厂最年轻的车间主任。

　　事业蒸蒸日上，师娘也有了身孕，海爷也甭提多高兴了。那个时候，意气风发四个字每天都应该是印在海爷的脸上的。

　　正是80年代初，咱们开始了合成孔径雷达的研究工作。起初，这个研究工作由其他院所来承担。但是研究人员出国考察，回来就生了莫名其妙的病，这个确实太蹊跷了。

　　于是，总参就挑了不太起眼的我们厂，让我们厂出人去做这个研究任务。于是，乐观向上、吃苦耐劳、思维缜密的海爷就从厂领导的眼中脱颖而出。

　　从安全和保密方面考虑，海爷就不能再做我们车间的主任了。于是，组织上给他分配了一个新的车间，就是27号车间。他的新职位是书记、车间主任、工会主席、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会计等等。因为，车间就只有他一个人。

　　前面介绍过，我们工厂厂区内，无论是军品车间还是民品车间，都是三位编号做为车间名字，没有两位编号的。但是海爷这个就是特殊，因为命中注定他就是这么特殊。

　　那个时候也不能跟别人说自己研究的是什么，就这么默默的开始。海爷刚刚接受任务，按照需要，北上首都拿资料。哪里想到偏偏这个时候师娘早产，临盆的时候海爷不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有限，师娘没保住，好像是孩子被脐带绕颈，所以虽然活下来，但是留下了脑瘫的问题。

　　海爷回到工厂，得知了这个消息，悲痛欲绝。他跟师娘的关系非常好，本以为是上苍眷顾的天作之合，谁想到就那样阴阳两隔。

　　海爷的父母文革期间也遭到批斗，两位老人身体都不好，没法帮到海爷。也有人劝海爷再续一个，但是海爷也是一根筋，一直都没再走那一步。

　　海爷的儿子有脑瘫的问题，所以走路不方便，但是其他都还正常。海爷本想把他送回老家，一方面父母老人也不方便，海爷自己其实也是舍不得。厂里的熟人也劝他，于是就留了下来。

　　好在国企的氛围要好很多，我们车间的人帮衬着，孩子就是穿百家衣长起来的。海爷出来工作，就把孩子放在厂幼儿园，他的邻居也帮忙照看。所有人都知道海爷不容易，大家能帮就帮一把。

　　生活上面不容易，工作上面就更难了。合成孔径雷达的原理，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用机载的平台，同步发射和接收系列脉冲信号，将这些信号加以组合，以此作为一个非常，或者叫做异常巨大的天线，来得到更详尽的数据。

　　理论上来说，合成孔径雷达不光不会受到光照强度的影响，甚至可以看到地下的隐蔽设施，这是它迷人的地方。说起来简单，但是实现起来就难了，从装备机理，到信号设计，再加上信号处理等等，每个部分都是一个专门学科。

　　这个东西又比较尖端，当时能够投入实际应用的只有NASA，连欧洲和毛子都还没有。市面上也几乎没有可以借鉴的资料，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去摸索、去研究、去开创、去实践。

　　海爷研究了一段时间，慢慢开始察觉到，这个任务不是单纯的技术攻关，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方面，海爷觉得自己更欠缺理论指导。于是他就找领导，要求出去拜师学艺。

　　这个项目，上面给的指令就是不惜代价，速战速决。当时的厂领导可能觉得出去学习系统工程，跟项目自身并没有太多的关系，所以就没批。

　　海爷只能另辟蹊径，他的一位同学在中科院，师从一位两弹元勋。于是海爷借着去出差的机会，拉着人家给自己讲了一个星期的系统工程学，还弄了一大箱子书回来。每天，就在自己的小院里面，钻研系统工程的理论。

　　很快，一年就过去了，那边领导等着要成果，这边海爷的工作却还没怎么实质的进展。领导肯定着急，也确实，总这样耗着，光花钱没成果，肯定没法跟上面交差。

　　当时恰逢两伊战争，工厂的订单一下子紧张起来。可是文革对工厂造成的冲击，一时还没有消除，所以经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两伊战争，咱们是两边都卖。伊朗人比较有趣，刚开始还想山寨咱们的东西。我们就要频繁的修改设计，把小不同的产品当成同型号的产品卖给它，让它摸不到头脑。萨达姆大叔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爽快，尤其是掏钱的时候，而且比较重视知识产权，是皇冠级客户的典型代表。

　　两伊都是现金交易，而且基本不讲价，集团上面非常高兴，但是工厂交不了货，那工厂的领导就难做了。也就是在这个当口，生产处处长上调去了集团，于是厂领导就考虑，既然海爷那边还没有进展，就不如让海爷出山，先顶一段时间。

　　于是直属领导就找海爷谈话，大道理小道理讲了一大堆道理。海爷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不愿意就这样放下手里的活儿，但是厂领导讲得句句在理。另外，海爷也考虑实践一下他的系统工程理论，也就基本同意了。

　　但是也有个条件，就是先回车间干三个月，再去生产处。这下子厂领导有些为难了，你海爷当年调去27号车间的时候，你车间主任的职位已经有人了，现在你临时回去三个月，这可是不好安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