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牛顿的话让作者醍醐灌顶
我小时候记住了牛顿的一句话,他说自己好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只是偶尔拾到一颗光滑美丽的石子。
于是也想做个一辈子在海边玩耍的孩子。
那时候读到古希腊先哲的书,想象他们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
便觉得周遭那些日日在菜市场和小贩们讨价还价的大人们真是形容猥琐。
后来我才明白过来,我小时候在书中所读到的科学家们全都不是生活这这个时代。
在他们那个时代,科学是有钱有闲的人的业余爱好,就好像现代人玩单反一样。
如果你想像达芬奇那样对几乎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都无不涉猎,又似乎对每一样又都随性所至,时常做到一半就搁置一旁。
你得像他那样和法国国王是至交,最后死在了国王怀里。
如果你想像达尔文那样在毫无收入的情况下,花了五年时间环球旅行,你得像他那样出生在一个极其富裕的家庭。
9、科学家从有钱人变成职业后,开始日子过得艰辛
但是在二十世纪以后,科学研究变成了一种职业,同别的任何一种谋生手段并无两样。
于是那个在海边的小孩,不再是因为偶尔捡到块颗石头而惊喜,而是被告知今天太阳落山之前必须得捡到多少块的石头,否则就没有饭吃。
现代的科学研究也像是一项有目标有计划的规模化生产,需要隔三差五的申请科研经费,定期的接受科研进展审核,按时的发表规定数量的文章。
实验室的教授也像是一个小企业的经营者。
需要去管理学生、财务运转,以及妥善处理与同行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因为过去几十年积压的博士太多,僧多粥少,生存压力就上来了。
博士愁着发文章,博士后愁着找教职,找到教职的愁拿tenure。如果有无数的deadline横在前面,即使这件事本身再有趣也很难有心思去品味了。
如果是作为一项养家糊口的职业,科研的性价比一定是极低的。
10、施一公的演讲让作者去了斯坦福大学念生物博士
本科的时候有听过施一公的演讲,他提到自己几十年坚守科研而不改初衷。
“不改初衷“四个字让我很是震撼。因为人们总是说是因为这个时代太浮躁、诱惑太多,所以很少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做科研了。
当我开始做科研后,我开始问自己,这是我在懵懂的少年时代的初衷么。
我那个时候向往当科学家,是向往一种拥有”思维的乐趣“的生活。
在汉语里,博士按照字面上的解释,应该是博学之士的意思。而在英文里面,PhD的全称是哲学博士,本意是热爱智慧之师。是一群探索宇宙人生奥秘的人。
而现在的科学博士,大概很难同时是一个博学之士了,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对应于英文中的intellectual,是指具有丰富知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人。
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博士被归为高级知识分子。
而在美国的大众语境里,科学博士倒是经常被称做geek,在人们的心目中时常是以“Big bang theory”中的Sheldon那样的形象出现。
是一种精通于抽象符号语言和专业术语,却不懂得如何与人打交道的“怪人”。
即使普通博士研究生并非像Sheldon那样的极端,而我在美国读博士的这两年也仍然感觉到和社会的疏离。
因为科研的压力无时无刻不悬在头顶,因而对除了科研以外的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和闲心。
每天的生活便是起床,去实验室,与电脑相对无言一整天,然后回家吃饭,继续面对电脑几小时,关掉电脑睡觉。
有时候觉得一天都不需要说话,如果不去故意找人找话说。于是乎过去的两年,虽然没有任何来经济的压力和家庭的琐事,却成为了我从出生到现在内心最孤独、最苦闷的两年。
一个人做研究,是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很长时间都感受不到外界的反馈,也感觉不到成就感。
11、在斯坦福念博士的心得体会
现在在回过头来说思维的乐趣。最大的乐趣可能在于有了一个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并且实现这个想法的过程。
而实际上,在现在的科研当中,常常是教授先有了一个想法,再找学生来实现自己的想法。
而这个实现的过程最需要的是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学习新技术的能力,逻辑的分析问题的能力。
如此说来,做科研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思维的乐趣,可能并不比在其它行业中更多。
12、斯坦福博士回顾自己的求学道路
如果现在让我回到七年前,让我重新填一次高考志愿,我还会选择化学或者生物这种基础学科么?
我不知道,因为任何一个职业都不是完美的,也许最适合的就是最能发挥自己长处,最符合自己的审美和价值观的那个。
自己当初的标准很简单,就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而现在想起来,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真的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么。
自己以为的感兴趣,可能只是自己熟悉的,并且能够做好的,或者在自己想象中很美好的。
而基于我们中学的课程设置,对于很多的职业我们都只能够停留于想象。我曾今有想过,如果能制作一些视频或者访谈来反映不同职业的人的日常工作,应该能够帮助高中学生更客观的来选择自己未来的专业。
但是也许这也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因为人也会被环境不断塑造,想法也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化。
这也许就是现代人选择困境的一种:选择越多,焦虑越多,不满足越多。
不管怎样,科研伴随了我从十多岁到二十多岁,成了我青春梦想的一部分。既然是梦想,就注定了和现实存在着距离。
作者潘文颖,2005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2016年5月份从世界知名的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博士毕业。(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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