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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胶东半岛腹地的一个山村。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那几年，在我们那里，百分之九十的家庭，一日三餐，主食都是地瓜。家家户户，掀开锅盖，呈现出来的饭食，都是大同小异的。
锅底中央，一个砂大碗，盛的是一家人喝的开水。靠近灶头方向的锅边，贴着或多或少的玉米面饼子。在砂大碗和饼子之间，还有一个小一号的砂大碗，里面装的，是这顿饭，全家人仅有的菜。 
要么是大白菜，要么是萝卜，要么的茄子。赶上了时令，也许会有青菜之类的。衡量这家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这家锅里的菜碗，辅助内容是什么。
有肉的，当是土豪。有肉渣的（猪板油炼制过后的制品），也是上等人家。如果可以加一勺虾酱的，就算是小康家庭了。一半以上，生活条件紧紧巴巴的家庭，菜碗盛的，都是盐巴熥菜。没有佐料，更没有一丝一毫油腥。
在这口锅里，占主角的，毫无疑问，就是地瓜。或者是地瓜干。也可能是地瓜粥。
玉米面饼子，是要给家里的劳力吃的。在我家，如果是只有一个玉米面饼子，通常的分配原则是，我爸吃一半，我奶奶吃剩下的一半的一半。而我和我弟，还有我妈，再分配剩下的这一半的一半。通常来说，能够最终进入到我嘴里的，最多只有半两，也就是两口。
而我，天生对于玉米面饼子，就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喜欢。我最爱吃的，还是白面馒头。不添加任何杂面，蒸出来的白面馒头，对我来说，就是这世间最美味的佳肴。
在那段年月，除了过年过节，或者是家里有客人，白面馒头，从来都是遥不可及的美味。至于用白面制作出来的其他诸如面条包子饺子之类的食物，一年365天，有350天以上，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胶东地区，素来不出产大米。所以，在我小的时候，大米，只是一种祭祀用的祭品。和地瓜玉米面饼子馒头，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每年大年三十中午，我妈都会把这一年积攒下来的大米，清洗过后，倒进一个大号的铝盆里，放在锅底。上方的篦簾，摆放的则是我们一家人一年当中，最奢华的一顿午餐。有白面枣饽饽，有面鱼，有豆饽饽，有粘米包……总之，那时节，家里可以有的，能够有的好吃的，这天中午，都在这口锅里。
正午时分，估计锅里的大米快熟了的时候，我和弟弟就该去门口放鞭炮了。我们回来后，锅盖掀起来，从锅里冒出来的热气，大米的香气，还有各种面食散发出来的让人垂涎欲滴的各种气息，是瞬间就能把一个人的身心都给净化的。
篦簾是可以从锅里整个拿出来的。锅底铝盆的大米，白晶晶的，亮莹莹的，闪烁着诱人的油光。一粒粒，晶莹剔透。一粒粒，都宛若精灵。
大米主要是用来祭祀的。家里祖传下来的五个精致的瓷碗，专门用来盛放祭祀用的大米。这五碗米，必须是满满的，起尖的。毕恭毕敬端上供桌，上面再放颗红枣，正中央，插上一双筷子。在这之前，其他诸如点心肉食糖果水果之类的贡品，都已经摆放妥当了。然后，燃上香，父亲带着我们磕完头，大年三十的午餐，才算是开始了。
虽然一年之中，只有这一次吃大米的机会（供桌上的祭品，小孩子是不能吃的），可是，相比较于面食，尤其是和枣饽饽面鱼比起来，大米从来都是我愿意主动光顾的食物。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胶东半岛一带，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开始好了起来。大部分家庭，面食逐渐取代了地瓜和玉米面饼子，成了日常生活的主食。这期间，由于商品流通领域的日渐活泛，东北大米不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更便宜的南方大米，也开始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1989年秋天，我离开老家，到烟台来上学。从农村户口，摇身一变，成为非农业户口，在那个年代，毫无疑问，等同于鲤鱼跳龙门一样的飞跃。我向来都有记账的习惯，在烟台上学期间，前五个学期，包括吃饭，包括买书，我花家里给钱，最多一个学期，也只有190元。
那时候，非农业户口，是有天然福利的。每个月，都有国家补助的粮食，自己只需要花忽略不计的一点点钱，就可以买到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粮食。这个从1949年就开始的政策，延续到1992年年初，也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学期，停止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最后一个学期，我花了四百多块钱。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花在食堂了。
学校的学生，国家也是有补助的。学校每个月都会发固定的饭票和菜票。饭票有粗粮票和细粮票之分。而菜票，是和钱等价的。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一个月有大约16块钱的菜票，省着点用，像我这种，一个月下来，菜票是足够用的。
细粮票单指面食，买馒头的时候，必须用细粮票。粗粮票则是可以买大米或者玉米面窝头的。虽然细粮比粗粮要多一倍，可是，如果没有粗粮做补充，显然，单吃细粮，像我这种壮小伙，无论如何也是坚持不到月底的。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吃大米了。天生不爱吃玉米面，农村人，对于粮食，又有着近乎于生命一般的敬畏。所以，那时候，在学校食堂，用粗粮票买大米饭吃，于我来说，貌似也就顺理成章了。
北方人，不善于蒸米饭，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学校的大师傅，动辄把米饭蒸糊了，在米饭里面丢根大葱，用来消减糊味，也是常有的事。馒头好吃，总吃需要花钱。大米不好吃，可总归还是免费的。套用现在的一句流行语，免费的，它不香吗？
关键是，农村人出身，无时无刻，都秉持着一个生活原则，钱难赚，屎难吃，有时当做无时想。这样的生活理念，也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但是，同时，也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冒险没有大出息，自然，也不会被钱折磨了。
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烟台西郊的一家工厂。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里，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好在，自己挣钱了，也没有粗粮票和细粮票的纠结，等量的馒头和大米，需要花同样的钱。在这种情况下，好几年，除了早餐的大米粥，米饭，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好几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公司委派我，到湖南郴州的一个大山里面，安装调试设备。在山里待了整整三个月，一日三餐，除了米饭，就是米饭，没有其他任何选项。春夏之际，住在竹林里面，漫山遍野，到处都有新鲜的竹笋。一个人，细雨里，万籁俱寂中，坐在竹林边，聆听竹子的拔节声，嚓，嚓，嚓，那是这世上最美妙的声响。间或在竹林里游荡，偶尔也会和落单的狐狸不期而遇。四面相对，她面目茫然，而我，也不知身在何处。
从湖南回来后的那两年，我连食堂早餐的大米粥都不吃了。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有人在我面前提及大米两个字，我都会生出想要呕吐的生理反应来。
本世纪初，曾经和一个四川的小伙子，在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带着他，需要在胶东一带经常出差。每天在外面吃饭，都要占据我们俩很大的精力。他是非米饭不吃的，而胶东这边的饭店，尤其是山区一带小饭店，供应米饭的，寥寥无几。那时候，我们俩，在工作上的合作还算默契，就是在吃饭上，完全不可调和。他说，吃馒头就像在吃蜡烛。我说，吃米饭就像在吃砂子。后来，他辞职了。我也算是解脱了。
前年年初，我来到皖南工作。这三年，几乎都是在江南一带生活工作。来之前，就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而米饭，毫无疑问，就是我第一个要直面的遭遇战。
江南的大米，都来自杂交水稻。一块地，一年种植四茬。而我们吃的东北大米，一块地，一年只产一季。相比起来，东北大米，米中自带的油性，是江南大米不具备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来只有人适应环境，而鲜有环境适应人的。摆正自己的位置，不矫情，不做作，脚踏实地，面对现实了，哪怕被丢进沙漠里，一样也可以活色生香地活着。
现在的我，餐桌上，白面馒头和米饭同时摆放着，我肯定会选择米饭而不是白面馒头。菜籽油吃惯了，再吃花生油做出来的菜，总觉得味道怪怪的。最最重要的是，通过我的亲身经历，对于一个要控制体重的人来说，米饭更是要优于馒头的。今年夏天，几乎连着吃了一个月的面食，不知不觉，体重就飙升了十几斤。
苏学士有诗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北方产小麦，南方出大米，这是地域使然。地域不可移，不代表人也不可移。以地域为借口为自己辩解的人，首先就是懒惰的，懦弱的。
面食能满足你，但从未承诺你。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不离不弃，如果有，也是个画在墙上的饼。
大米无言，敢问路在何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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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6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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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3 06:25
饮食习惯和成长环境太相关了，我至今也对海鲜没啥感冒，像您说的味蕾记忆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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