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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的最后一天,沉寂了一年的柴静通过互联网推出公益之作《穹顶之下》,聚焦大众熟悉又陌生的雾霾问题。
柴静女儿还未出生,就被诊断患有良性肿瘤,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所幸,手术非常成功。之后,柴静辞职,全心照顾孩子。过程中,她对雾霾的感受愈发强烈。
“这是我和雾霾的私人恩怨。”柴静说,“早上起来,我有时会看到女儿站在玻璃窗前用小手拍着,用这个方式告诉我她想出去玩。这一年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为了回答将来她会问我的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来?我们怎么办? ”
有了这份情感驱动,母亲柴静,而非记者柴静,展开了这项年度调查。
穹顶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在呼吸空气。这是我们每个人与雾霾的私人恩怨,这个视频,值得你认真看完!
柴静,著名传媒人,前央视主持人,记者。北京大学艺术硕士,曾长期制作污染治理报道如《山西:断臂治污》《事故的背后》《尘肺病人维权调查》等,获选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2014年初从央视辞职,2015年初推出空气污染深度调查《穹顶之下》。
这一年,我所见证的“柴静与雾霾的私人恩怨”
文:南方周末记者 汪韬
今天上午,柴静关于雾霾的纪录片终于登出了,名字叫《穹顶之下》。
昨夜00:13,我正在收拾行李,收到了柴静的消息,她淡淡地说:“应该明天上午发。晚安。”
我想,柴静这一夜应该没有安睡。
她说,可能像你说的,不在雾霾天发出,片子不会引起大家的关心。也可能播出后会有很多想到不到事情,但是它有它的命运了。
我也没有安睡。这个保守了一年的秘密终于要公开了,而柴静和我都不知道秘密公开之后会发生什么。
作为南方周末的环境记者,2011年秋以来,我一直在写大气污染的深度报道,并笑称要做“最大气的记者”。2014年5月,在环保部的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柴静,互留了联系方式后,她时常和我探讨一些大气污染的问题,要一些专家的联系方式。
我没有对别人说起柴静在关注雾霾的话题。这是记者之间最常见的交流,我并不感到惊讶。后来听说她当了妈妈后,对于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越发关注。这正是我们南周绿色板块关注的领域,我很欣慰。只是觉得她太认真了,大气污染的各个领域都要涉及,做了一年,竟也没有看到报道。
而直到2015年1月,我被邀请去给她的演讲提意见时,我才明白为何柴静要花一年时间,为何要采访那么多人。
“听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对她没有任何期望,健康就好。但是,她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
我惊住了。
我做了那么多的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的报道,我知道空气污染可以导致肺癌、心血管疾病甚至过早死亡,但已有的研究在我眼中似乎都只是数字,雾霾天我自己也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而柴静的女儿,这个在2013年1月那场侵袭25个省市的大雾霾中被怀上的小生命,居然一出生就被诊断为肿瘤。那些空气污染致病的概率似乎一下子变成了100%,我才明白为何柴静如此认真的去寻找雾霾元凶,正如她所说,这是一个母亲与和雾霾之间的私人恩怨。
那次模拟演讲结束后,柴静问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说,应该是柴静女儿一出生就得了肿瘤,她怀疑和雾霾有关。
柴静叹了口气,她说这也正是自己担心的。她的家人其实很支持讲出孩子的故事。但是从一个新闻从业者的角度出发,柴静觉得,从一个受害者角度出发,可能有违客观性。
我说,正因为你是一位受害的母亲,才会有寻找答案的动力,去了解雾霾的健康危害,了解雾霾的原因和治理。我们不强调空气污染和女儿的肿瘤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空气污染的确会导致健康风险,虽然这种风险还有太多的未知,而这种未知更值得我们去发现,去呼吁,去阻止。
所以,在柴静的片子中,最触动我的场景便是她的小女儿,扎着俩小辫,伏在窗前,看着雾霾笼罩的世界。
临走前,柴静说,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放女儿的故事。这个犹豫一定会持续到片子录制之前。
2015年1月27日晚上11点,白色丝质衬衫,浅色牛仔裤,平底皮鞋。柴静以一个母亲普通的装扮,完美的完成了演讲。
无数台摄像机,黑色大屏幕,全程无人发微博、朋友圈,我坐在小剧场的地上,和数百人,静静的、秘密的观看了这场演讲。
演讲依然以女儿的故事开始,我内心居然一下子释然了。
柴静张嘴就是“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这一句对于PM2.5的定义体现了极强的专业性。而一束光打下来,她双手捧着这些看不见的颗粒,又像一场感性的诉说。
她 真是太会讲故事了,全程不超过三个磕碰。而这可是相当专业的故事,虽然是第二次听,出于职业习惯,我居然还是记满了三页笔记,并标记出几个小错误供后期修 改。她记下了那么多的数字,还要用形象的比喻描述出来。我深知这种难度,因为我在用文字描述的时候都极其困难,而她要讲出来,甚至做出动画表达出来。
片子分为三个章节,雾霾是什么?从哪里来?我们怎么办?
这是典型的专业报告结构,可是现场的观众似乎在寻求这种专业。我旁边的小伙子在演讲开始前问我机动车到底对于PM2.5贡献多少,当柴静说到这里时,他紧缩眉头,频频点头。而像邢台市的“为我市退出全国74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一而喝彩!”的横幅出现时,现场一阵笑声。当APEC蓝下的故宫角楼出现时, 那种稍纵即逝的美好使得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偷偷的举起手机拍照。
回去的路上,我和几个小姑娘同行,大家激动的表达观后感。一个女生说,等片子出来后,我都已经想好怎么宣传了:如果你不想花时间看这几年雾霾的报道,花两个小时看这个视频就够了。
我说,你意思是我这三年多的报道都白写了啊。
其实我的心里更为激动,大学里学习环境科学,毕业后从事环境报道,尤其是从事大气污染报道,我看到了这种转变。这种转变不只是重腕治霾的“气十条”,不只是全球皆知的“APEC 蓝”,而是犹如那些弥漫在全国各地的细小的污染颗粒,对于空气污染的关注也渗入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
正如2011年潘石屹转发美国大使馆监测PM2.5数据,接受外媒采访居然还“受到了批评”。而今,贾樟柯拍《人在霾途》,柴静讲述自己的故事,甚至连过年回到家,家人都劝我离开那个“成天雾霾”的北京。
此刻,我在南京的火车站等候回京的列车,天气阴冷,好在PM2.5只有十几,空气质量优。手机已被柴静的视频刷屏,一位在环保部门工作的同学发来消息称赞这个视频:“大家表示做得很到位”。
那就好。看吧,不在雾霾天发出也会有好效果的。
我想,柴静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吧。
“人去做什么,是因为心底有爱惜”
记者:你告别央视之后,为什么选了雾霾这么一个题材?
柴静:这不是一个计划中的作品,当时因为孩子生病,我辞职后打算用相当的一段时间陪伴她,照顾她,所以谢绝了一切工作邀请。照顾她过程中,对雾霾的感受变得越来越强烈,整个生活都被它影响了,加上全社会对空气污染问题也越来越关心,职业训练和母亲本能都让我觉得应该回答这些问题:雾霾是什么?从哪儿来?该怎么办?所以就做了这个调查。
记者:你怎么想到公之于众的?
柴静:一开始没有想要公开,只是自己找资料,找专家问,想解开一些迷惑。我调取了十年来华北上空的卫星图片,可以看到空气污染早已存在。我就在北京生活,怎么没意识到?我找了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提供给我2004某个月的PM2.5数据曲线,相当于今天的严重污染,首都机场也关闭了,只是当天新闻报道是雾。可见当时整个社会对空气污染缺乏认识。
我深感作为传媒人的一员,也有责任,因为当时我在北京,但我浑然不觉。我做过不少污染报道,总觉得好象看到烟筒,看到厂矿才会有污染,所以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就无知无觉。
人都是从无知到有知,但既然认识到了,又是一个传媒人,就有责任向大家说清楚。不耸动,也不回避,就是尽量说明白。因为如果大家低估了治理的艰巨和复杂,容易急,产生无望的情绪。如果太轻慢,不当回事,听之任之,更不行。所以尽可能公开地去说明白,也许可以有很多人象我一样有改变,为治理大气污染做一点事。
记者:除了这次演讲,你还做了什么?
柴静:当前《大气防治法》正在修订,我将采访的资料和稿件都发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希望能为法律修订带来一点参照。他们逐字看完,附上建议,返还给我,并打电话表示感谢,说会在修订时考虑相关问题。
我将稿件也发给了正在制订国家油气体制改革方案的小组成员,得到的反馈也让我很意外。他们提出的唯一意见是,如果篇幅不限,可以谈得更多。
我想立法者和政策制订者的态度是因为,改革在中国适逢其时,需要让大众更多地知情参与,更多地讨论,形成共识。公众是空气污染治理的核心力量之一,没人比普通人更清楚自己身边的污染源,也没人比我们更爱护自己的家园。
记者:一个母亲这个身份切入,我是觉得特别亲切,但是你有顾虑吗?
柴静:我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说我有没有权力说到她?因为那是她的生命和她的生活,我必须要考虑说出来之后她将来可能会承受什么,这种压力最大。后来我先生说,你还是说吧,我最深刻地感觉到你在有孩子,尤其她生病后,才会对空气污染这件事有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说,这是你回避不了的一个基本动机。 他说,如果你回避了她生病,这种态度里面其实隐含着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生病本身是不好的,或者是羞耻的。不用太顾虑和紧张,要相信这个社会的基本善意。这句话对我有说服力。
记者:这次的拍摄费用大概多少?是谁投资的?
柴静:差不多一百万吧,因为有国内外的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费用。钱是我自己投的,国内一些基金会联系过我,愿意资助,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做成什么样子,又要照顾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就没接受,非常感谢他们。我两年前出过书,用稿费负担的。
记者:你是成立了个人公司制作节目吗?
柴静:没有,这次只是个人调研,播出也是公益的。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的,是我的几位朋友,老范、番茄、蚂蚁、三三、席大、晨超、五号、子雄、家贤、念念、小米,十人左右,甘苦与共。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件事,我非常幸运。如果将来有机会,希望仍能与他们一起,为转型中的社会做一点纪录和分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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