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补习）荒诞的自觉
在《辞海》中，对荒诞的解释为：“不真实，不近情理；虚妄不可信。”外国人对荒诞的解释为：“１。音乐中的不协调。２。同理性或常态不和谐；现代用法，彻底反理性，意为荒谬的、愚蠢的”（见《简明牛津词典》）。而真正对“荒诞”一词发扬光大的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法国出现的“荒诞派戏剧”。在本世纪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当中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阻止住人类工业文明的脚步，当人们从战场上归来除了发现自己是多余的人而外，便是在工业化的流程中，人不过扮演着流水线上的一个点、一个部件、一个螺丝钉这样的角色。人被物化了，成了没有血没有肉，只剩下灵魂的怪物。正是这种处境，让人觉得这一切太荒诞了。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他著名的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中这样写道：“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他进一步写道：“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大部分时间都轻易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仅仅有一天，产生了‘为什么’的疑问，于是，在这种带有惊讶色彩的厌倦中一切就开始了。”对既定的生活的提问成了人类对荒诞的自觉。
西绪福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因为触犯了宙斯，宙斯罚他把一块巨石滚上山。当他把巨石滚上山顶以后，石头又滚回到山底，于是新一轮的工作又开始了——在这里，希腊神话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荒诞模式——重复，无谓的重复。加缪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建构起自己的学说，在他的代表作《局外人》里体现的也正是这一哲学命题。
让我们再来稍稍关心一下荒诞派戏剧所描写的荒诞情景吧。在荒诞派戏剧的阵营中，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作品《等待戈多》无疑是荒诞派戏剧的抗鼎之作。剧中描述两个像乞丐一样瘦弱的老人，他们无所事事，只是在等待、等待。在等待中他们说些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但谁也不知道戈多是谁，是什么？在全剧快要结束时，其中的一个说：“咱们明天上吊吧。除非戈多来了。”另一个说：“他要是来了呢？”“咱们就得救啦。”最后他们等待的戈多还是没有来，他们还需要等下去。他们为什么要等待戈多，剧中没有说。照我的理解，戈多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是一种物质、一种渺不可见的希望，或者直接理解为来了后叫人大失所望的明天。人类正是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憧憬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还有一出荒诞派的戏剧，叫《他们来了》。台下一有人喊：“他们来了！”台上的人就一阵忙乱，搬桌子、抬椅子、准备欢迎仪式。可是他们却没有来，等台上的人松懈下来的时候，台下“他们来了”的喊声又响起来了，台上的人又陷入一片忙乱之中。“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而值得台上的人如此手足无措？中国读者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理解成政府官员，也即所谓的领导，只有在领导视察的时候，才够得上这样的礼遇。要么就是检查团，检查卫生、检查工作。我记得该剧的作者是个意大利人，那么“他们”很可能是教廷来的人，也就是说是教皇派来的。或者是外国元首。不管是哪一类人，这些人都有让人手忙脚乱的身份，也都有可以愚弄我们一次次热情的资格。“他们”在台上的人们一次次声势浩大的迎接中最终没有来。
对荒诞的自觉似乎有很强的传染性，美国的“黑色幽默”也是一个以反映荒诞而著称的文学流派。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这方面的巨著，这也是我读过的最为精彩的美国小说之一。作品描写了一个让人无奈而又可悲的故事，一个美军轰炸机飞行中队，在一个虚构的意大利附近的海岛上，主人公已经有了五十次作战飞行的纪录，他不想再飞了，但飞行中队的上校把停飞的次数从原来的五十次增加到五十五次。而当你快要接近它的时候，上校又把原来的规定增加到六十次，到最后，停飞次数已经增加到八十次。普遍的精神错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所揭示的深刻主题，你还不能用正常的理性来反对这种精神错乱，因为它本来就以理性自居，它会把一切理性统统视为精神错乱。在这本小说里，荒诞不再是一个事件，而是生活的全部！“二十二条军规”在美国成了一句俗语，小说家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美国另一位大作家诺曼－梅勒甚至说：“我要是一个第一流的评论家，我会感到十分荣幸地撰写一篇关于《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重头评论。写它个千把字，或许再多些。因为海勒比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美国作家都更切实地带领读者游历了地狱。”这是何等高的褒奖啊！
毫无疑问，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也是善于提炼生活中荒诞的大师。他在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处疗养地，有一位专看妇科的大夫斯克雷托，他在治疗妇女不孕症的时候，把自己的精液用针管注射进去。结果在疗养地附近的孩子不仅在衣着上而且在面貌上都彼此相像，并且，他们当中至少有七个孩子有着显著的大鼻子和大嘴巴，看起来就像斯克雷托医生。这一地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