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着父母，我告别了“编制”

灵魂深处有人家

文 | 程一

1.

年夜饭桌上，父母照例问起我的工作，“还常出差吗”“都去些什么地方啊”“累吗”？

我低头吃饭，搪塞应对。

“不累啦,干的活也挺轻松的”。

我始终没有将已经辞职的事情向他们坦诚。几个月前，我曾尝试探过他们的口风，描述了我的意向——从一个稳定的事业单位请辞，去一个更贴合志趣的市场化公司。我剖析了利弊，作了长串陈述，母亲被说晕了头：“好了，你自己拿主意吧”。

但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偷偷打来电话：“你妈昨天一晚上没睡着，担心得呀，你还是不要辞职了”“你是女孩家，我们不求什么，就希望你安安稳稳的”。

我不再解释什么。当时就打定主意，对他们暂做隐瞒，假称我还做着一份能让他们放心的工作。

2.

等到辞职的事逐渐提上了日程，我开始不止一次听到“你是女孩”的推辞。

“如果你是男的，你要出去闯荡，我不会拦你。但你是女孩，跳出去了，以后都会很漂泊，你的父母会放心吗？”

一个主事的男领导劝我。

“其实你也要想想，离开了事业单位，找对象可能就难了，对方也要考虑女孩的单位性质。”

一个年长一轮的女同事对我说。

在他们的立场，这些话贴己也周全。他们用长几岁的阅历对我好言相劝。我很感激这份好意，但在心里，对此并不认同。

在进行这些谈话前，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一遍遍地想，什么是我所求的幸福，人生的道路要往何处去，以及在此前的工作中，我为什么会不开心。

最后一个问题，要究因，并不难，和许多想跳出体制的人的原因大体一样——对职业有所寄，个体的热切不敌岿然不动的体制，难以消解怨忿情绪，只好自己逃将出去。

但他们所言的“父母的担心”，却戳到了心窝里。递了辞呈等待答复的过程中，我非常焦心，辗转反侧，一次次直面自己的内心，追问要如何权衡个体的自由和对父母的责任。

我是贫寒出身，从小独立自主，苦读应试，有机会上了大学，长线求学，在国内某大城市觅到了一份常人眼中的“好工作”。

如果命运轨迹如常，接下来要排上日程的应该是找对象、结婚、生子。

但我所事的是一份写字的工作。读书人不识好歹，总摆脱不了一份济世或留名的焦虑。开始是想在体制内施展心志，但遭了几盆冷水，有点心灰意冷，人也不大开心。

怎么办？或者调适心态，另有所寄，或者另觅他路。

我思虑几遭，选择了后者。

等到最终吃了秤砣，也打定主意向父母隐瞒。我心疼他们，从来是报喜不报忧。我还没成家，对于他们，这种状态始终像漂着一样。如果直陈新工作的高强度、快节奏，他们免不了牵肠挂肚。

而他们要忧心的事情已经太多。

3.

体制是什么？我需要它吗？

我不想在莽撞的情感冲动中草率作决定。在考虑辞职时，我收集了各种信息，来帮助自己分析利弊。

体制提供的首先是体面，比起年轻一辈，父母辈更易被它说服。在他们的认知里，这类世人眼里的好工作，背后藏着权力和资源，一改贫寒子弟出身。在乡邻的逻辑中，它也足以等同于读书郎多年求学能得到的“好功名”。

再是安全感。游子在外，父母挂念，国家的铁饭碗喂着，比在市场大潮中拼杀觅食，更易让他们心安。

这份安全感可以绵延很久，比如日后的养老。父母劳碌一生，他们的朴素想法，是我们不再重复他们的命运。

我想了几番，对各种政策作了了解，比如事业单位去编制化、养老金改革、医保改革。总体的判断，是一些在父母辈看来稳固的东西正在变化，而我也可以做好了承受其间风险的准备。

我交上辞呈的时候，我所在的城市房价二度走高。没买房的年轻人焦惶不安，不知道未来如何立身。

这也是推力之一。时代在趋变，房市如幻，营生不易，也让人质疑体制的稳定能否抵抗如虎的市场。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志不在功名，对利禄也无多大兴趣。大学期间多读了几本书，性子随意，比起外在种种，我更为看重智识的生活。

对于我个人，体制的体面和安全感，似乎并没有用。想明白了这一点，思绪理顺了大半。

灵魂深处有人家

4.

另一小半的纷乱思绪起因于我的性别。

女性，是不是更需要体制的保护？

女孩适合安稳工作，论安稳，体制内单位排在首位；对于女性的生育，体制内单位更为宽厚；育后照顾孩子，精力失衡，体制也不会太苛责……

要回答上述问题，可以找到这些答案。

但细想，它们背后实为一种性别偏见——到了一定高度，女性在事业上的追求就逐渐停步了。

我不认可。我颇有些女权倾向，而这些想法会萌生并成长，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

我出生在一个超生家庭——这个家庭为了一胎男儿，不断生产女儿。家里家外，从小遍布着重男轻女的气氛。

乡间更有女儿反哺男孩的固俗。比如在婚嫁事上，彩礼虚涨，寻常人家打的如意算盘是——嫁了女儿，领上二三十万礼金，给男孩娶亲。

我反感这些习俗，所以大学毕业后继续求学，考虑工作时，也不想回家。

对于我，目见母亲因为传统陋习终生沉陷在养儿育女的泥沼中，再见同辈成长起来的姑娘们，有人还继续面临着“生男孩”的压力，反抗性别权力的反骨越长越盛。

其中的逻辑是，我的成长并不安稳，内心奔突，稳固如体制，也并不能提供予我安全感。它可能对一个从小生长平顺的姑娘更有用。

在性别视角，我需要体制吗？答案为否。我对自己细作了分析，养活自己的能力不缺，而对个人成长的心志不曾熄灭。

而且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可爱，在于她自身，以职业论，如旧时的门户见。若非同路人，也不必多作交往了。

5.

既然思虑充分了，为什么不对父母坦诚？

一是因为在他们有限的见识里，并不易理解我的新工作。

二是怕添增他们的烦忧。自由有代价，劳累是其一，跌宕是其二。若透露太多，他们怕会担心得睡不好觉。

我也怕太负疚。这几年以来，责任和自由，在我心里，如两头猛兽撕扯激烈。

因为家庭庞大，父母跟前有人照顾，我可放心远游。但年过半百的父母还在日夜操劳，经常让我揪心。

他们操劳的是家中男儿的终生大事。局地民风长陋俗，要给男儿娶亲，彩礼加房产，所需不菲。

有的时候我也会在心里会算一笔账：如果大学毕业，我就回家嫁作人妇，给父母一笔礼钱，是否他们就不用这么辛劳？

我成长在一个性别成见根深蒂固的地方。即使因为教育和阅历，我形成了一套迥异于家乡风俗的性别观念，但面对至亲，我再强硬的想法有时也不自觉软了下来。

对于家庭，多尽一些责任，让自己心安一些吧。在辞职过程中，我也作了这个决定。即使我每月给的家用，父母要用于养男大业。

这也需要工作给我更多的经济回报。

在一种对性别身份矛盾的心态中，我任着心中像男儿一般闯荡的心志，跳出了体制。

6.

以上是我跳出体制的故事。

我写了辞职过程中多方面的思虑。想说一个意思——对于是否跳出体制，重要的是权衡利弊。它和个体的性格、志向，甚至家庭，都休戚相关。要作充分的思虑，想清楚自己是否适合它。

其中，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了解政策和局势的走向，以及你是否能够应对可能的变化。

今天吃过饭，母亲和我闲聊。

“你说你的工作，以后退休了，会给你们养老吗？”

“不一定的，现在国家也在改，不知道到我们老的时候会怎么样？”

“也是啊，政策变啊变，以前不让我们生，现在又可以了。”

心中一阵伤感。

猫扑天涯

有些事没必要跟家里的老人说，他们理解不了，还给自己徒增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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