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如此。2010年夏天，我硕士毕业进入《南方周末》工作。入职时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报人》，通篇充满一种自我陶醉、自我拔高的情绪，仿佛天下的理想正义都集中在了南方报系。

这时，有一个人写了篇回应文章——既是回应这篇“南方报人”，也是间接回应那篇“房地产学院”。他是和我作了六年同班同学的吴琦，他的文章叫《我以为理想有很多样子》。

他说，年轻人进入社会有千万种方式，去了南方报系并不意味着就能拥有天然的优越感。他说，“理想主义”不是壮举，不是牺牲，不是蒙难。

“要说谁的理想更高级，那是另外一种专制。因为理想并不排他，实践它的方式应该包括更多琐碎的、日常的担当。格子间里庸庸碌碌的沉默不代表没有爱憎，不是必须要懂得这个语汇才能带来美好的立场……我相信大多数同窗都在自己选择的智慧的实践的静默的路上释放着他们的善意。”

在他的叙述中，我突然发现，因为过分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悲情，我在无意中摆出了过于居高临下、目光狭隘的不雅姿态而不自知。当我因为新闻理想的失落而急于强调这个职业的价值时，我忽略了其他职业的尊严和其他方式承担社会责任的可能性，以及在职业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推动进步的可能性。

他在博文的结尾说：“我理解的作为一门专业的新闻学的价值，即是发言与对话的意义，和自己、和他人、和这个我们奋力理解却永远无法在理解中抵达的社会。”

这句话指出了我因为过度沉浸于英雄主义式悲情而产生的自我中心和疏于理解他人。这让我觉得很惭愧，因为这是一个记者不应犯下的错误：如果连自己的同学都没有去试图理解，如何理解其他人群，如何理解这个复杂的社会？记者不应该是给自己戴上光环、给别人上课的那个人，而应该是促进沟通与理解的人。

在之后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常常回想起他的这篇博文。我也遇到了一些因为自我悲情、自我拔高而丧失了判断力和同理心的同行。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成为那样的人。

吴琦毕业后先是在一家企业工作，后来也加入了南方报业。他现在是《单读》杂志的主编，生产着充满文艺气息和思想深度的内容。从学生时代到现在，我是那个更喜欢谈论政治和社会、发表公共言论的人，而他则更关心文化，更注重个体的感受和省思。他的视角给我带来很多启发。

如果回到2009年，我想我仍然会写下那篇“房地产学院”的博文，因为它关乎教育的理念和职业的价值。如今，我也依然相信理想主义的力量，依然因为《聚焦》的故事热泪盈眶，依然认为不同职业之间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依然希望北大毕业的学生能有更多人投身真正的新闻业。

但我不会那样斩钉截铁，那样非黑即白。我会看到更多个体层面的犹豫、挣扎、反抗、妥协，会看到自我拔高带来的失去自知的危险，也会看到多元化的价值和更多的可能性。

虽然我们从未当面提及过这件事情，但当我被邀请写一篇文章讲述自己一段重要的教育经历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和他的那篇博文。

（本文作者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生，原《南方周末》记者，政见CNPolitics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