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季，听听季羡林、于光远、吴良镛谈如何治学

蓝调的月光

一转眼，就到开学季了，大一新生们是否准备好迎接大学生活了呢？今天，小编摘编了北大资深教授季羡林、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先生谈如何治学的文章，希望这些治学方法对大家有所帮助。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

季羡林

王国维在他著的《人间词话》里说了一段话：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尽管王国维同我们在思想上有天渊之别，他之所谓“大学问”、“大事业”，也跟我们了解的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一段话的基本精神，我们是可以同意的。

现在我就根据自己一些经验和体会来解释一下王国维的这一段话。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思是：在秋天里，夜里吹起了西风，碧绿的树木都凋谢了。树叶子一落，一切都显得特别空阔。一个人登上高楼，看到一条漫长的路，一直引到天边，不知道究竟有多么长。王国维引用这几句词，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人立志做一件事情时的情景。志虽然已经立定，但是前路漫漫，还看不到什么具体的东西。

说明第二个境界的那几句词引自欧阳修的蝶恋花。王国维只是借用那两句话来说明：在工作进行中，一定要努力奋斗，刻苦钻研，日夜不停，坚持不懈，以致身体瘦削，连衣裳的带子都显得松了。但是，他（她）并不后悔，仍然是勇往直前，不顾自己的憔悴。

在三个境界中，这可以说是关键，根据我自己的体会，立志做一件事情以后，必须有这样的精神，才能成功。无论是在对自然的斗争中，还是在阶级斗争中，要想找出规律，来进一步推动工作，都是十分艰巨的事情。就拿我们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吧。搞自然科学的，既要进行细致深入的实验，又要积累资料。搞社会科学的，必须积累极其丰富的资料，并加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在工作中，会遇到层出不穷的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坚忍不拔，百折不回，决不容许有任何侥幸求成的想法，也不容许徘徊犹豫。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成功。

工作是艰苦的，工作的动力是什么呢？对王国维来说，工作的动力也许只是个人的名山事业。但是，对我们来说，动力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作动力同王国维时代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了。

所谓不顾身体的瘦削，只是形象的说法，我们决不能照办。在王国维时代，这样说是可以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既要刻苦钻研，同时又要锻炼身体。一马万马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

此外，我们既要自己钻研，同时也要兢兢业业地向老师学习，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老师和学生一教一学，就好像是接力赛跑，一棒传一棒，跑下去，最后达到目的地。我们之所以要尊师，就是因为老师在一定意义上是跑前一棒的人。一方面，我们要从他手里接棒；另一方面，我们一定会比他跑得远，这就是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说明第三个境界的词引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意思是：到处找他（她），也不知道找了几百遍几千遍，只是找不到，猛一回头，那人原来就在灯火不太亮的地方。中国旧小说常见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王国维引用这几句词，来说明获得成功的情形。一个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于是就苦干、实干、巧干。但是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可以不必过分考虑。只要努力干下去，而方法又对头，干得火候够了，成功自然就会到你身边来。

这三个境界，一般地说起来，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就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来说，他在科学研究方面所获得的成绩是极其辉煌的，他这一番话，完全出自亲身的体会和经验，因此才这样具体而生动。

到了今天，社会大大地进步了，我们的学习条件大大地改善了，我们的学习动力也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都应该立下雄心大志，一定要艰苦奋斗，攀登科学的高峰。

（摘自《季羡林谈读书治学》）

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

于光远

什么是治学，什么是学者和学者应具备的特殊素质。治学态度的第一条是独立思考，决不盲从，只服从真理；治学态度的基本点是求真；为了求真，切莫文过饰非，要务实，要防止自己的研究成果异化。方法是什么，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是根本方法，掌握以下方法，做个不断追求的人。

1、从不浪费自己的时间

一个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能够有效的工作的时间更短，而应该研究和自己喜欢研究的问题却很多很多。过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损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今后决不浪费自己的时间，这一点要自己来把握。我觉得即使现在没有像过去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在那样的情况下时间即生命的损失是不可抗拒的），还是可能浪费自己的时间。这要自己下决心，并且学会一些本事，避免或者减少浪费。

“我决不浪费时间”这是尼采的话，我引尼采的这句话，就是我最怕人浪费我的时间。听报告，这报告的题目我很想听。从你报告的内容来说半小时就足够了，可是报告人讲了3小时，我坐在那里不听不行，听不出多少内容，浪费了我的时间，我就不听。不听，我脑子开小差，做副业。

2、心中要有许许多多问号

我在一篇超短文中写到，“问号”在懒汉那里，只是迷茫，只是绊脚石；而在勤于思索的人那里，就如巴尔扎克所说，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我接着写道:“问号的形象，是钩子。有这种钩子，也就有可能钩到知识的答案。否则，即使几度进入知识宝库，也会空手而回。”完全由问题也可能写成好文，屈原的《天问》不就是吗？关于问号的形象是钩子，这是我的“伟大发现”，这个发现帮助我能够比较生动地讲心中要有多一些问号，有可能“钩到”答案。

到底问号为什么会写成这样，我并没有想去研究。可是因为我说过那样的话，回来我就真的看到问号为什么写成这样子的小文章。这篇文章从西班牙的出版物中问句前面有问号、后面有问号说起（前后两个问号的做法，犹如普通引文前后都有引号相似。我1983年去过西班牙，在那里翻过西班牙的书，看到那时的情况还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西班牙的出版物是否变了。）讲问号的历史原来开始是用拉丁文写一个问号，questo，后来改用一个Q，漫漫这个Q就简化成现在问号的形象。

“钩到的”这个比喻，我还进一步发挥，知识钩到之后，就可以挂到衣柜里去，分类挂起来，这个挂在这，这个挂在那，我穿西装，穿夹克衫，拿起来，知识用起来就方便了。这里我想说一句我过去说过的话“做研究学问的有心人”。这种有心人，就是对许多事情心里有问号的人，就是对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高度注意和高度敏感的人。

3、当敬一事师、一理师

有一个人他告诉你一件事，使你增加了知识。或者一个人他对你讲清楚一个道理，使你提高了自己的认识。这样的人，我认为应该看作你的老师，老师不就是做了这种事情的人吗?

我还认为应该像对待老师那样地敬重他。这样的人，可以称作“一字师”，“一事师”。这样的人，他们做的事情虽然少，关系不固定，但是人数很多。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此处的“师”乃“一事师’，“一理师”。

4、学成于勤

韩愈有句名言：“业精于勤毁于惰”。他说的“业”是“专业”，我这里说的“业”是“事业”。我提倡做学问的人要勤快。我这个人，尽管有人对我有这种那种意见，但没有人讲我于光远懒惰。我可以举这样的例子：1991年我得了癌症，在接受外科手术全身麻醉醒来之后只有40小时，我就口授一篇短文，请特别护理我的护士记录下来，在《服务科技》上发表。在手术后的化疗中我感染了肝炎，医生要求卧床，我口述我本人20岁前的长篇经历，也出了书。

我有八个字“无时不思，无日不写”。关于这八个字，我的《碎思录》中有一篇文章有下面一段话：“不是警句，更不是格言，只是本人的习惯。人各有特点，我的特点就是思考和写作。我感到世界上总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值得去思考，思考了总想留个记录，就去写。养成了这个习惯。自己体会到，这种思和写有助于自己对世界认识的深入。”

我脑勤，不断想问题；眼勤，经常看书刊；笔勤，经常写；腿勤，经常出门。勤快就是投入劳动比较多。古希腊人认为劳动是野蛮的，有损于人的智力，会使人兽化。我们的观点是劳动是光荣的，而且是一种愉快的活动—至少要使它成为一种愉快的活动。劳动中的艰苦一定要换来愉快，如果得不到愉快我是不干的。

5、学问一是坐出来的，二是走出来的

过去学者很自豪的说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此学问大。我把它改一下，说自己的学问有两种来源，一是坐出来的，二是走出来的。一个人坐着也可以做学问。书（广义的书包括电脑电视等）通常是坐着或者靠在椅子沙发上看，当然还有坐在车上、船上、飞机上看（现代人坐在交通工具里的时间很多）。我认识一位叫士光敏夫的知名企业家，20年前，那时他已经八十来岁。一次我和他一起坐在飞机上，他对我讲，他跟日本年轻的企业家还能竞争，靠什么?靠两条，第一条是他在飞机上能工作;第二条是他下飞机后没有夜生活。

我在飞机上一直可以工作，可以看东西，写东西。1957年我到莫斯科去，在飞机上，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国内的同事，我的字写得乱七八糟，同志们看了说，哎呀，这是“天书”，天上来的书信。坐着看还有一个“马上”，长征路上**骑在马背上读书、吟诗、填词。“马上”还有一个涵义是如厕即坐在马桶写东西看书，这倒是几乎天天做的事情。还有一个“枕上”看书和刊物，也是我天天做到事，坐着不只是看书，还包括记笔记、写文章、开会、谈话等等，都可以增加学问。反正只要不离开当地就属于“坐出来”的范围。

“走出来”就是到外面去看。现在我只能做轮椅走了，“于光远坐轮椅走天下”。去年走了二十多个城市，今年也会有几十个。我准备在“于光远网站”拍卖《于光远坐轮椅走天下》影集，现在这样的照片大约二三百张。

6、治学也要现代化

我在这里讲的“要现代化”，还不是研究内容的现代化。我认为从整个学术界来说，研究的内容应该现代化，我有一个“社会研究课题的五层次说”，其中第一个层次就是研究我们的时代，使我们能够最充分适应我们的时代，这只是一个大的治学方针。现在我讲的是治学也要运用现代化的技术。

1999年前，我听说许多朋友纷纷换笔、上网。我以年老迟钝为借口，自暴自弃，我是个“残废”，在食指和与食指相连的手背上，开过好多好多刀，这个手指就不能弯了，因此我就不能抓鼠标。

直到1999年7月，考虑到新世纪即将来临，才宣布“我要现代化了”。过了一年我决心换笔，一只手抓住移动鼠标，另一只撼鼠标左侧和打键盘。直到现在我是这样用电脑写文章、写信，好几本书我就这样在电脑上“写出来了”。2001年7月我生日那天，我开通“于光远网站”，对我的治学能起很好的作用。

7、考虑选题的经济学

有一年我在山东东营，说：如果要在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和对黄河三角洲的研究间选择其一，我宁肯多做对黄河三角洲的研究，理由是对黄河三角洲研究的人比较少。研究容易受到重视。最近我写了一篇《众口争说WTO》，稿子写好之后，《北京日报》向我约稿就给了他们(编辑部把文章的题目改成《英特纳雄内尔和全球化》我认为改得不错)。这表明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众口争说的产物，那就不是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原则选的题目。

总的来说，选题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写出来的文章一般要求及时刊出，看到的人比较多。“信息经济”就讲求争夺眼球。从研究领域来说也有选择问题。经济学方面的文章，我当然要写。可是经济学家太多了，物以稀为贵，就是被称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也不少。而且叫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一定意义下就是还不那么著名，真著名了就用不着叫他什么著名经济学家，因此还是叫我教育学家让我高兴。

8、研究成果不妨先写随笔发表

科学研究成果通常以议论的形式发表。在长期科学研究的实践中。论文已形成某种格式，要求确切地表述研究后作出的结论，写清楚自己的诸论点和它们的有力根据。论据的力量在于资料可靠充分，推理周密，符合严格逻辑的要求。

这在自然科学中更加重规。但是写成这样的论文往往一下子做不到，我觉得可以先写成随笔发表。自然科学家一般不愿意这样做，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报原则也不登随笔，它不是论文，就没有论文的地位，也不享有论文的权利。你可以从早发表得到很大好处。

9、温故求新

中国有一句老话“温故知新”。这话我赞成，有一回我在上海，住在衡山宾馆。一天去嘉定开会。会后回衡山时有两个青年搭我坐的便车到市内。路上走的时间很长。一路上我给他们讲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最后车到衡山时，这两个青年要我写几个字作为临别赠言。我就写:“青年人梦想多。老年人故事多。老年人可以讲对青年人有益的故事。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了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

“温故知新”这句老话还是要，但是要发展，应该再加上一句“温故求新”。对“求新”这一点应该更积极更自觉，要努力去求。

蓝调的月光

与研究生谈治学

吴良镛

关于治学，我自己仍然处在探索的过程，本不愿意“老气横秋”地专门谈这一问题，但是，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对于研究生的学习，一般在业务上给予具体指导的多，多未涉及“治学”问题。我认为，研究生如果能够有意识地注意这一问题，可能会对学习有所帮助。下面谈五个问题，提供一点参考。

一、立志于学

我很羡慕年轻人能够处在这么样的一个时代，学习建筑阶段就能参与一些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陪同前国际建协主席印度建筑师巴拉（Balla）到天津大学讲演。他对青年学生勉励有加，提到建筑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把“机遇”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他解释说，你毕业后，如果遇上经济不景气，社会不安定，一下子就要荒废几年、十几年或更多的时间，即使有才能，也很难有所作为。现在，我国经济在发展，城市化也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这对建筑事业的发展会有很大推动作用，这种阶段还有可能持续一定时期。“时势造英雄”，你们这一代建筑师有很多发挥才能的机会，定能对中国的建筑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有这样一个时代，我希望年轻人要立志于学，不要虚度年华。我觉得研究生的机会是非常宝贵的，年轻时集中精力和时间进行一段研究工作是一生难得的事情。我自己做研究生的时间只有两年，但是，这是我进步很大的时期，那时的心得体会至今还不时“反刍”和回味。

实际上，不少有伟大成就的学问家常常是在中青年时代奠定的基础。清华图书馆就出了不少知名的学者，像曹禺、钱钟书、陈寅恪、梁思成先生等，他们的学术成就差不多都是在四十多岁以前奠定的。

梁先生在1950年之后，主要是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即使如此，只要坐下来，他还是能够写文章，这靠的还是原来的基础。再有陈寅恪，著名历史学大师，后来眼睛失明，在助手协助下还是照样写书。作为历史学家，他经常要考据很多东西，要助手为他查书，基本上可以说出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查出的和他记忆中的差不多。

这也有赖于他中青年时打下的基础。过去有句话叫“英敏强记”，用此来形容这些学者是不为过的。

这些例子说明，在青年时把基本功打扎实了，一生都会受用。这就要求年轻人要勤奋，有人称“苦读”。我个人认为，其实乐在其中，就是说为学要充满豪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曾在清华执教的吴冠中先生，他那时住在清华北院，作画很勤奋，住在他隔壁的邻居曾对我说，经常看到吴冠中先生对着自己的画很长时间一动不动地沉思，真是全神贯注。

还有戴念慈，在设计北京图书馆期间，我们经常在一起，有一次我见到他夫人，说戴念慈“三天都没有说一句话了”，可见工作之专注。我在随小沙里宁（Eero Saarinen，1910－1961）一起为通用汽车公司设计大楼时，经常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和他讨论一天的设计草图。那时我住在一个小镇，要在晚上12点以前赶末班车回去，待第二天早上我回到自己绘画台前时，就看到一大摊烟灰，很多草图摆在我的绘画台上，很难说他是在什么时候就寝的。若没有足够的热情来对待事业，小沙里宁不可能在那么短促的生命中取得那么大的成就。立志于学总的讲起来，要爱惜宝贵的机遇，同时要充满豪情。

二、道路和方法

谈到为学的道路和方法，各人可以有不同的习惯，各门学科也未必一致，但有些事情能够比较早地意识到还是好的。

第一，就是要高标准地要求，“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我在中学时曾读到胡适一句话，印象很深，他说“为学好比金字塔，要能宽广才能高”（大意），这也就是中国常说的“博大精深”。为学基础要宽广，这样塔尖才可能很高。千古学者不少是多方面的学问家，可以说取得了多方面的建树。我觉得对建筑来讲也应当努力并可以做到这样。一般地说，建筑涉及的领域是非常广的，对建筑的方方面面都要观察和留心，并有意识地进行思考，这样，建筑的学习领域会更宽广，成就也会更大。

特别地说，在全球化的大潮下，经济、社会、技术的变革，会不断对建筑提出新问题与新的可能性，不断有新的增长点，不断在边缘和交叉上推进，若没有更高的标准，就不会有从一个领域扩展到相邻领域的勇气。1981年我曾在东柏林德国建筑家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亲手设计的博物馆中看到为纪念他诞辰200周年的盛大展览，其中包括他的设计手稿、模型、渲染图、雕塑作品、油画作品（包括大幅画创作）、建筑速写、建筑想像画、家具、工艺美术设计以及教材等等，充满了两个大厅，这样多的作品竟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实在令人尊敬和折服。

1987年适逢伦敦和巴黎分别举行柯布西埃（Le Corbusier，1887－1966）诞辰百年展，我有幸能在当地躬逢其盛，一个人一生在建筑、城市规划、绘画、雕刻、工艺美术、包括汽车造型设计等领域从事这样宽广的涉猎，并且无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创造性的发挥，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财富，给后世学者以极大的鼓励与鞭策。这些展览说明了，一个人是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探索，而且有助于从中相互启发，另辟蹊径。

第二，要系统地吸取知识。知识不在于量的堆积，重要的是要把分散的、纷繁的知识系统起来。我认为做学问要及时地、不断地把自己的思想形成体系，并随时打破，修正并充实自己的体系。中国有句话叫“开卷有益”，当你大体有了一定的体系之后，你看到任何一本相关的书，都会把你新吸取的知识放到新的体系应有的位置中去。这样你的认识会逐步充实，并且你也会不断发现自己知识框架中的缺陷与不足，追求新的发展。

三、学习与创造

学习与创造两者是不可分的。要明白大的方向性问题，努力探索当前的建筑道路，并给自己定位，确定努力的方向。处理大的问题本身就需要创造，要有开阔的视野，不要迷信，包括大师也会有其局限性，一定要创造性地学习。齐白石就对他的弟子讲，“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特别是建筑，任何一栋建筑总存在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正因为如此，厄尔斯金（R．Erskine，1914— ）研究在寒带如何避风等问题，柯里亚（C．Correa，1930— ）则在热带印度的条件下研究如何利用和开敞空间发展露天建筑（open to sky architecture），杨经文（K．Yang，1948— ）则在马来西亚发展他的生物气候学建筑。

这些都是在特定的功能、技术、经济条件下的创造和发展，包括艺术形式的创造也是如此。而不能用一般的方法、一般的理论、一般的学派、一般的手法来处理建筑。我认为，通过对建筑各种不同条件和情况的分析，得出一定的理念，并用特殊的解决办法，这本身就是创造。《论语》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是在其中找出自己的创造性道路来。

做学问无外乎继承和发展，要继承前人，但更重要的是独辟蹊径，寻找新的增长点，要有探索新道路的勇气。做学问，除了要注意系统吸取知识外，同时还要注意避免进入学术的误区。有时这也是很难完全避免得了的，这就要尽早地“迷途知返”。每走一个阶段，要回过头来反问自己，检讨自己的道路，探索新的途径。中国建筑界从20世纪50年代起先热衷于民族形式，1959年后讨论社会主义新风格，有比较代表的文献，但没有什么突破性的发展和结论。

“文革”以后，“流派”兴起，许多外来东西可以知道，可以参考，但要心中有数，我认为无需掉到某一流派中去。况且，各种流派既有好的作品，也有坏的作品，流派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建筑的本质还是要盖房子，盖好房子，要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解决问题，根据不同的问题探讨不同的道路；没有一种流派可以把各种问题全部概括在内。所以我认为，一方面是不能不了解西方，另外还要重视本国本地区特殊问题的研究；要读书，但不能放过现实问题，特别现实的难题，更能激发你的创造性。

四、师从和择友

为学要从师，好的老师对自己为学奠定基础、指点道路、走出迷津等都有极大的影响。老师也是多方面的，启门的业师，或虽未亲聆教诲于其门下但师从其教导，古代叫做“私淑”，也能对自己业务成长起不同影响。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很幸运一生中能遇到很多好的老师。在中央大学学习时有鲍鼎先生、杨廷宝先生、谭坦先生、徐中先生等，那时虽然处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但却是中央大学的上升期。后来能够遇到梁思成、林徽因先生，以及很多学有成就的学者，又有机会到美国从师沙里宁先生父子等。我觉得师从很重要，通过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学习领域、精神境界、学习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会有拓展和提高，当然重要的是在于自己观察、理解和自己的实践。同样，择友也很重要，“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研究生之间、同学间也是可以互相学习的。

老师也可以向学生学习，韩愈讲“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些话意义非常深刻，如真能身体力行，受用无穷。治学一定要有谦虚的精神，中国称“谦虚”为美德，我认为这是必需的科学态度。知识无垠，学无止境，如果有了科学的态度，你就可以像海绵一样不断吸取知识，日新又新。

五、思想道德修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限于篇幅难于在此处多讲。思想道德修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境界，无从强求一律。但我深信，思想道德修养能够引导人进入更高的治学境界。建筑归根到底还是为社会服务，为大众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服务，因此，建筑是致用之学。不能“游戏建筑”，如果这样，就是忘记了建筑的崇高目标。

还得看到当前城市建设的现实问题、居住的问题等等，激发自己的思想情感，立志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现在办研究生学术沙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可以交流心得、探讨问题、找出不足、得到启发。治学要把“为学”和“为人”紧密结合起来，要把“求学”和“求道”结合起来，求道是一种目标和使命。各行各业都有其道德标准，都包含有以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各专业问题的追求。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么大的建设量，这么快的城市化进程，这么多的人力投入，应该一定能有好的建筑作品出来，也应该能有好的城市出来。但目前情况并非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作为专业工作者不必怨天尤人，还是反求诸己。应该说我们的水平还不高，我们的创造性还不够。

现在中国各地几乎成为西方建筑追逐的市场，你无须采取保护主义，只能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刻苦的工作中发展自己的建筑学，即探索中国人在下一世纪如何能有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能够更好地生活、学习、研究和工作。这是我们庄严的责任，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同学们不是向往大师吗，我看能够做到了这一点，才是理所当然、当之无愧的大师。

（内容摘自《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