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公元2022年8月14日。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公元1992年的8月14日，是我正式走上工作岗位的日子。
做为中国历史的最后一批正式工，那天，我拿着学校寄给我的报到单，来到烟台西郊某个省属国营工厂的劳人科。
那天，烟台的天气，一点都不热。阴暗的天，宛若雨后的暗沉。
接待我的是一位老人，事后知道，他姓王，当时的职务是劳人科的副科长。处在这样的位置，整个国营大厂，我所在的六年里，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过他一个字的坏话。曾几何时的若干年，这位王副科长，一直都是我的做人偶像。
得知我没有携带行李，科长直接恼怒了。那位科长姓什么，我忘了。只记得，第二年，他就退休了。半年后，他就死了。同事们都说，是因为1994年，全厂所有人工资翻番，他没赶上，因此气死了。
国营企业，大家上班在一起，家也都在凤凰台的拐角楼里。很奇怪，现在回想，我只记得，那位科长的面目，是扭曲的，至于五官的位置，我完全没有印象了。只记得，他的面目不黑，有点白。仅此而已。
就在因为我没有携带行李而暴跳如雷的科长怒形于色的同时，王副科长细声和语地问我，家在哪里？明天，也就15号中午以前，能不能带着行李，来到厂里？
我家在栖霞腹地的一个农村。工厂在烟台西郊的最西面，在公路的距离，正好是60公里。
可惜，没有直达的公交车。一辆普通的自行车，在那时。相当于现在的中级家轿，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的。我要从老家来烟台，先要坐小巴车到栖霞汽车站，然后，再乘坐大巴车到烟台长途汽车站。这趟程序下来，没有四五个小时，是无法完成的。
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位王副科长的面容。想来，他如果还健在的话，也应该是88岁或者89岁了吧。长久以来，他宠辱不惊淡定从容的神态，时不时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乃至于，直到如今，我在研读佛经的时候，脑海中浮现出来的菩萨的形象，总是让我想起他。
我肯定地回答了王副科长的问题。事后我才知道，他如此对我计较这半天的时间，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国营企业有个规定，14号报到的，发当月的满工资。而15号报到的，当月只能发半个月的工资。
那时候的我，和这家工厂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认识，和这位王副科长，更没有一丝一毫的瓜葛。他为了让一个陌生的孩子，多拿半个月的工资，不惜在顶头上司的雷霆震怒下，为我开脱。
大约是10月10日吧，我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两个月的实习期工资，208块钱。拿到这笔钱的当天晚上，我就去烟台华联商厦，给我妈买了一双鞋。
那双鞋，好像是50多块钱。
再说这位王副科长。一年多后，我出了工伤。在那个年代，国营企业的工伤事件，大都是隐瞒不报的。工厂给我发工资，但是没有奖金了，仅此而已，更无其他补助。还是这位王副科长，当着我的面，他戴着老花镜，用了足足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在一份叫做《山东工人报》的报缝里，为我找到了一份申领补助的依据，“工伤人员住院期间的伙食补贴”。
1993年的年底，这笔钱发给我了，77.4元。我当时的月工资是156块钱，正好是我半个月的工资。
我是8月份参加工作的，正常来说，实习期都是需要一整年的时间。当年的11月份，我就拿到了满额的工资。因为我是正式工，所以，同事中间，比我工作时间还多好几年的合同工，工资也只有一百多一点。加上每个月数额不等的奖金，我当时的薪酬水平，至少相当于现在月薪5500以上的标准。对于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人来说，起码在当时的烟台，这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王副科长帮我争取的这77块4毛钱，拿到手里的那个周末，我就在烟台发电厂北门对面，一个小的不能再小了的工商银行里，存下了。此后，每隔三年，连本带利再一起转存。那时候，定期存款没有自动转存的功能。
这笔钱，现在依然工商银行的账户里。我曾经发过誓，今生今世，哪怕我穷得要了饭，我都不会把这笔钱取出来。等我死了，让我女儿取出来，替我烧了。
28年多了。我当年的半个月的工资，如果现在从银行里取出来，应该是在220元左右。77.4元，每三年连本带利转存，存28年，总额就是这个数字。
再回到公元1992年8月14日的那个午后。我当时完全不知道，14号和15号报到，有什么区别。空手去报到，只是因为，村里一个人告诉我，报到只是个形式，不代表马上就能工作。所以，我才没有携带行李。
王副科长的叮嘱，我隐约感觉到了其间的厉害关系。那天，我离开工厂，不敢怠慢，在107医院附近，机床附件厂门口的公交站点，乘坐4路公交车，到烟台发电厂站下车。然后，换乘1路大通道公交车，在青年路站下车后，去烟台长途汽车站，买了回家的直达车票。
那天，能乘坐近50人的大巴车，只有两个乘客。除了我，还有一个小姑娘。车跑到半路，我突然发现，小姑娘在偷偷地哭泣。十六七岁的面目清秀的小姑娘，哭起来的样子，也是梨花带雨，海棠映日。
那时，我还不到19岁。现在想来，绝对是大哥哥的心态，我少有的，坐到了小姑娘的座位前面，主动和她打了招呼。
我已经完全记不得，当时和小姑娘说了些什么话。只记得，和我聊天后的小姑娘，拨云见日，也露出了笑容。
六年后，就在我刚刚调离这家国营工厂的时候，我收了小姑娘的一封信。小姑娘已经在烟台工作了，约我见面。
我骑着一辆破摩托车，在约定的地点，见到了小姑娘。一起吃了个饭，我把她送回宿舍。
可惜的是，我当时留给小姑娘的联系方式，是我的一个传呼号。那个传呼机，见面不久就丢了。从此，和小姑娘就失去了联系。
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姓什么。
公元1992年的8月14日。大巴车没有按照原本的行驶路线，没有走高疃臧家庄亭口这一固定线路，而是从烟台一路向南，经桃村转向唐家泊方向。那个年代，长途客车的司机，拥有所有的主动权。
还记得，那天我到家的时候，村里的天是清的，太阳还没有下山。我回到家，爸妈都不在家。我做好了晚饭，等到天黑了，他们才回来。
爸妈进门后一言不发。我妈更是直接上炕躺下了。得知我明天一大早就要带着被褥去烟台上班的消息，我妈没好气地告诉我，褥子拆了，还没缝。
那天晚上，我爸，我妈，我，都没有吃饭。
夜里十点多，思来想去，我没有别的选择。我自己爬起来，打开灯，一个人，一针一线，把褥子缝起来了。
缝好了。天也亮了。我自己，背着被子，还有我熬了一夜缝起来的褥子，踏上了去往烟台的长途汽车。
赶在当天中午以前，我在工厂的4楼，415房间，住下了。
我的职业生涯，由此，开启了。
，这个人值得被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