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第一个工作，是陕西凤翔府判官。这个官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级直辖市的办公室主任，同时还分管一部分纪检工作的市长助理。对于一个26岁初涉职场的年轻人来说，这个职位，应该不算低了。
在这之前，苏轼刚刚通过了北宋的最高级别考试，获得中国历史制科考试的最好成绩，第三等。这就相当于把全中国所有的高考状元召集到一起，共同参加的一个考试，苏轼不但考了第一名，而且，总分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这样的人物，即便是放在当下，无疑也是个超级IP，大网红。
春风得意的青年才俊苏轼，在凤翔府走马上任，自由散漫恃才傲物的天性不改，依旧是我行我素。上班迟到早退这样的事，对那时的苏轼来说，属于家常便饭的常态。而身边人对他的恭维奉迎，也加剧了他摆不正自己位置的狂放不羁。
苏轼参加的制科考试，名曰贤良方正科，世人因此称苏轼为苏贤良，严格来说，也并非不妥。这样的称呼，苏轼听来肯定也很受用，所以，初入职场半年的苏轼，在凤翔府的工作生活，还是相当巴适的。
这一切的改变，始于朝廷派来的新知府。新任知府陈希亮，字公弼，和苏轼是老乡，都是四川眉山人。陈公弼和苏轼的祖父苏序，还是有过交往的老朋友。
我一直都认为，朝廷委派陈公弼到凤翔府，肯定是皇帝宋仁宗的有意为之。而且，我相信，两人还曾有过私下的交流，
宋仁宗说，“老陈啊，朝廷现在有个重点培养对象，年轻有才华，也是我为子孙选定的后备宰相，只是，还需要敲打雕琢。此人和你有点渊源，这个恶人，没有谁比你更合适了。”
陈公弼从凳子上稍作欠身，说，“赵哥，我一把年纪，事业上也没什么追求了，能为赵哥做点事，兄弟一定责无旁贷，保证替你把这小子修理得规规矩矩，温良恭顺”。
这样的交流，正史和野史都无记载。只是我在读书的时候，从字缝里感受到的画面。
初到凤翔府任职的陈公弼，第一时间就打了苏轼的脸。他听到有人称呼苏轼为苏贤良，马上勃然大怒，直接下令，在公堂之上，把说话的这个人打了板子。
新知府的板子，打在别人的屁股上，也间接打到苏轼的脸上，他对自己的老乡兼顶头上司，从此顿生怨恨，敢怒不敢言。
当年的中元节，按照惯例，官府的工作人员要聚在一起搞团建。出于对知府大人的憎恶，年轻的苏轼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拒不参加活动。
陈公弼也毫不留情，当场宣布，对苏轼罚铜八斤。
北宋时期，五斤铜能铸一千文铜钱，八斤铜，相当于1600文钱，对于年轻的中下级官员苏轼来说，不可谓是个小数字。
钱还是次要的，一颗在仕途上冉冉升起的新星，遭受这样的羞辱，不亚于现在某个大网红突然传出了桃色新闻，很快就传遍全国。
陈公弼是以军功起家的，文化水平自然无法与名满天下的苏大才子相提并论。但是，每每苏轼写好的公文，呈交上去，陈公弼总要对苏轼的文字进行修改，有时甚至还会退回来，让苏轼重写。
摊上这样的顶头上司，那个时候的苏轼，每天回家家，对着空气，用诸如“龟儿子锤子瓜娃子”之类的恶语咒骂陈公弼，为数肯定不会少。
陈公弼在凤翔修建了一座台子，取名凌虚台，吩咐苏轼，写一篇文章，记录这件事。
插一句话，北宋时期的地方官员，普遍热衷大兴土木，以此为自己树碑立传，苏轼也没能免俗。他在距离我们不远的诸城修建了超然台，在徐州盖了黄楼，在杭州建造了苏堤，若说他没有私心，我是不信的。
《凌虚台记》这篇文章，是苏轼的代表作。只是，如果了解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后，苏轼骨子里的小家子气，也就暴露无遗了。
在这篇文章里，苏轼以暗喻的手法，对自己的顶头上司，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挞羞辱。看到这篇文章的陈公弼，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当即宣布，一字不改，原文刻碑。
陈公弼对身边人说，我把苏洵当做我自己的儿子，苏轼就像我自己的孙子一样，年轻人，如果走得太顺利，遇到挫折就会一蹶不振。我之所以对苏轼苛刻些，就是要让他吃点苦头，认识到仕途的险恶。
后来的苏轼，也意识到陈公弼给予自己的良苦用心，对这位曾经恨之入骨的顶头上司，也完全改变了立场，感恩戴德，顶礼膜拜。
初涉职场的年轻人，如果遇到一位处处给自己穿小鞋的领导，千万不要抱怨，也许，为了成就你的未来，这个人只不过是为你引路的。
苏轼一生，文章无数，人物传记却只写了十篇。这其中，陈公弼的传记，字数又是最多的。
虽然和陈公弼一度势如水火，但是，苏轼和陈公弼的儿子陈季常，却是一生的知己好友。这是后话。
，没有白干的活，没有白学的东西